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协同创新是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基于大学治理视角，高校科研职责具有促进教学水平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发展等作用。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重视程度需要加强、指导思想有待调整、专利制度亟待改进、产学研合作仍需深化、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尚待提升等问题。应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培养高水平人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专利制度；以创新文化为引导，改进激励机制，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发展意识、资源网络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既具有普遍性的后发优势，又在组织与制度、社会与生态、文化与学统上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何因应数字化时代，以数字思维和数字技术抢占未来先发契机、革新中国大学办学治学模式、延展和重构跨越式发展的后发优势是重要的时代课题。近年来，浙江大学将数字化改革作为主线，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的质效、科研创新的活力、文化传承创新的深度以及大学智治的水平，为中国大学以更大的后发优势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提供实践案例。

师范教育协同发展对提升薄弱院校的师范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探讨师范教育协同发展的理想样态，发现异质性主体、利益协商等因素必不可少。相较之下，近来采用的“组团模式”则指向主体的同质性、利益输出的单向性，这与协同发展的应然状态存在距离，或将限制帮扶主体范围、影响帮扶者持续参与的意愿。为转变现状，提出以“拓展型数据生态”扩大主体范围、促进主体间高效互动，且其能够适应“新师范建设”对教师素养的更高要求。为落实“拓展型数据生态”这一新设想，可基于动态匹配、条件性互惠扩展数据网络；依据协作追踪数据促进认知的持续拓展；基于协同提质的实时数据不断更新保障体系。

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在人才培养理念、授课过程实践、教育教学精神等维度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在理论、实践和目标上具有内核共通性、逻辑一致性与价值关联性，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新时代可以参照“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理论精髓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坚定育人价值取向、引导教师立德修身，进一步推进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推进，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规模可观，为深入探讨大学生发展状况带来新的议题和挑战。基于江苏省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不仅受原生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还受读研机会、教育质量、就业机会等宏观因素制约。对宏观因素变化影响本科毕业生发展路径进行反事实模拟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对读研机会、教育质量、就业机会和家庭经济支付能力等因素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

良好的学习适应性是大学生顺利完成角色转变、高效学习的重要保证。新高考实施选择性考试科目，给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专业匹配度带来挑战，有必要对新高考生源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进而提出提升的对策。研究发现新高考生源大学生学习适应性总体较好，五个维度的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认知与学习能力、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学习策略、课程与教学安排；改革前后及不同年级、不同选考科目组合的新高考生源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存在差异。学生家庭背景、学生发展指导、高考改革成效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扭转了学位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格局，得以从程序角度为学生的学位权益提供兜底保障，助益于规范高校学位管理权力，并为司法机关提供合法性裁判指引。但客观上，这一制度的流程内容尚不健全，没有充分关照不授予学位和撤销学位实践逻辑的差异性并作出区别处理，部分规则的明确性亦有待提升。《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的规范进路包含三项内容：首先，引入听证、回避、专家评阅等机制，健全正当程序的流程内容；其次，为撤销学位设定更为严格的多数表决标准和撤销期间，规避违法的学位撤销可能给当事人及社会关系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最后，提升正当程序规则的明确性，包括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受理应采用形式审查或无条件受理的标准，将学位评定委员会与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为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处理部门，明确两类复核决定“校内最终决定”的效力，并将复核程序作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前置环节。

学位档案治理法治化是学位授予全过程管理的关键环节和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具有存史资政育人之益，对于建设教育强国、服务社会发展、培养新生力量均有重要效能。就内部体系而言，学位档案条款蕴含分级分类管理、完整与安全相统一、保护和利用相均衡等法律原则；就外部体系来看，学位档案条款主要是从档案管理主体、归档义务主体、涉密学位档案认定等维度就其形式逻辑加以展开。未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实施条例”宜进一步对其责任配置、密级认定、保存期限等迫切问题予以细化。

当前高校师德师风评价的主要困境在于评价指标缺乏整体性、过程简单化和人文性不足。其原因包括对师德师风内涵的研究不够充分、对综合评价指标的研究有待提高等。基于一系列有关高校师德建设工作的文件，确定高校师德师风综合评价指标。该综合评价指标提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需要具备的“要素”性指标，即包括“结构性要素”“能动性要素”“连接性要素”和“文化性要素”，弥补以往高校师德评价指标借用政策性文件内容未能起到价值引领和科学评价的不足。

在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设置15周年之际，全面认识其改革的历史进程、内在机制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促进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经历了酝酿奠基、试点实施和全面推广三个时期。在这过程中，它遵循着特定的改革机制。这种机制固然有其优势，但现阶段遇到了困境：三个主体的位置有待进一步理顺，强制力和诱导力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路径依赖的窠臼有待进一步突破。展望未来，教育行政部门、教指委和培养单位三主体需各就其位，凝聚改革最大合力；既要增强强制性改革的强制力，又要提升诱致性改革的诱导力；坚持连续性渐进式改革，推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校企联合培养是高校与产业界强化合作关系的重要方式，在国家创新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回顾美国合作教育历史、分析产业发展需求及梳理其政产学研体系的基础上，从培养主体角度提炼出美国校企联合博士生培养项目的三种类型，即政府主导、高校主导和企业（行业）协会主导，从培养方案角度归纳出三类培养模式，即协同式、合作式和分段式。总体而言，美国聚焦关键产业领域，依托产业研究中心和重大科技平台，通过多渠道且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出台政策规范并保障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的有效运行。借鉴美国校企联合博士生培养项目经验，建议推动校企联合培养项目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强化校企联合培养项目的灵活性与规范性、激发企业参与校企联合培养项目的积极性，进而全面提升我国博士生联合培养的质量和有效性。

职业本科教育是国家技能形成制度的一种补充与创新，高技能形成是其本体功能与核心要义。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理性行动者“脱域”与“契约化”合作受阻的集体行动困境、探究型学术与高技能形成范式的路径依赖障碍、制度性同形导致职业本科教育高技能形成失灵。为规避高技能形成失灵，要协调联动，促使行动主体再嵌入与再造高技能形成场域，建立现代契约机制与打造高技能形成新生态；要创新驱动，锁定职业属性与发展应用型学术，找准生态定位与革新高技能形成范式；要特色引领，坚持评价牵引与分类指导、功能锚定与优势发展、印象再塑与文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