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协同创新是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基于大学治理视角，高校科研职责具有促进教学水平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发展等作用。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重视程度需要加强、指导思想有待调整、专利制度亟待改进、产学研合作仍需深化、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尚待提升等问题。应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培养高水平人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专利制度；以创新文化为引导，改进激励机制，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发展意识、资源网络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既具有普遍性的后发优势，又在组织与制度、社会与生态、文化与学统上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何因应数字化时代，以数字思维和数字技术抢占未来先发契机、革新中国大学办学治学模式、延展和重构跨越式发展的后发优势是重要的时代课题。近年来，浙江大学将数字化改革作为主线，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的质效、科研创新的活力、文化传承创新的深度以及大学智治的水平，为中国大学以更大的后发优势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提供实践案例。

《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扭转了学位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格局，得以从程序角度为学生的学位权益提供兜底保障，助益于规范高校学位管理权力，并为司法机关提供合法性裁判指引。但客观上，这一制度的流程内容尚不健全，没有充分关照不授予学位和撤销学位实践逻辑的差异性并作出区别处理，部分规则的明确性亦有待提升。《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的规范进路包含三项内容：首先，引入听证、回避、专家评阅等机制，健全正当程序的流程内容；其次，为撤销学位设定更为严格的多数表决标准和撤销期间，规避违法的学位撤销可能给当事人及社会关系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最后，提升正当程序规则的明确性，包括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受理应采用形式审查或无条件受理的标准，将学位评定委员会与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为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处理部门，明确两类复核决定“校内最终决定”的效力，并将复核程序作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前置环节。

在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设置15周年之际，全面认识其改革的历史进程、内在机制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促进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经历了酝酿奠基、试点实施和全面推广三个时期。在这过程中，它遵循着特定的改革机制。这种机制固然有其优势，但现阶段遇到了困境：三个主体的位置有待进一步理顺，强制力和诱导力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路径依赖的窠臼有待进一步突破。展望未来，教育行政部门、教指委和培养单位三主体需各就其位，凝聚改革最大合力；既要增强强制性改革的强制力，又要提升诱致性改革的诱导力；坚持连续性渐进式改革，推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实现政产学研的融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TOE理论，以114家数智新兴领域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深入分析政产学研协同的驱动路径。结果显示，高新质生产力水平包括“多元多维综合驱动型、政企学协同型、企业主导型、环境支持型”四种类型。政府创新支持政策是企业突破自身条件及外界资源限制的重要驱动因素，产学研合作、学术型高管比例增强了不同主体和路径间类型化的协作机会。未来应集聚各主体协同创新合力，增强政府对创新系统的引导统筹作用，建立符合企业发展诉求的产学研供需机制，探索形成契合区域发展特征及企业禀赋优势的政产学研合作体系。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嬗变给国际科研合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统筹推进高校有组织的国际科研合作，以国家战略目标协同科学家自由探索，成为新时期我国科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协同理论视角，通过对10项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校有组织的国际科研合作具有价值、知识和组织三个层面的协同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协同机制存在的问题，如价值和利益难以协同、信任机制缺乏、评价和管理制度支撑不足等。高校要实现有组织国际科研合作的协同效应，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构建开放、信任、共享的创新共同体形态，找准组织制度着力点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优势之间的联动，完善科研评价和管理制度等。

立法路径是法典编撰的本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路径是教育法典编撰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路径主要研究教育法典的立法定位、立法模式、立法主线等重要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定位宜为领域法典，具有法律主体的集合性、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责任的领域化、调整范围的扩容性、跨部门的复合性五要素。教育法典的立法模式应为建构型实质编撰，以教育规范与教育结构互动关系，建构新型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立法主线当为教育领域关系，根据教育领域关系要素齐备说作为教育法典立法体例的设计依据。

人才培养质量事关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衡量高职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因子分析法，从人才培养投入、过程、产出3个维度，构建涵盖10项二级指标和34项三级指标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份的1 367所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指数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现象；各区域人才培养投入与产出呈现正相关关系；区域之间、省份之间、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提出提升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路径，即：加强东中西部协作、促进资源流动与共享；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形成多元投入机制；形成以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成果评价机制等。

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深受时代特征影响的动态过程，它不仅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结果，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互动的产物。在时代特征背景下，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阐明了其中的复杂性，提出了重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包括辩证处理知识体系的时代性与超前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工具性与思想性、模仿性与自主性。

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的背景下，加大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力度，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和强化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战略导向，健全和完善多元权力协调发展的内部运行体系，强化和优化校院两级组织良性互动的内部运行机制；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要着力强化党建引领作用，着力把握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着力加强高校内部重点领域改革力度，着力增强高校干部队伍办学治校水平。

新型研究型大学已在国内兴起，相关研究不少，但在某些理论问题和建设成效的研究上仍显不足。首先辨析如新、型、内在特征、持续发展等主要概念；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学体现在教学、科研、服务三项职能上的内在特征：培养学生为创新者，开展三导向下的三类研究，以培养的创新者和三类研究成果贡献社会；然后分析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如创新者的培养过程有待贯通，以战略为导向的开创研究尚未推动，社会服务并未起到引领作用，大学内外部都难以坚持办学初心；最后提出，将培养创新者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将成为“国之重器”落实到科研行动中，将办学初心融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日常建设里，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独特的战略与策略选择。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回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受到国家和地方愈来愈多的重视。研究型大学共同的核心要素是研究性。通过案例研究和文本编码分析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素特征包括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锚定特定科学研究领域并开展有组织科研、着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不忘初心、遵循规律，突出体现在守正创新，包括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素特征所体现的错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的方向，最终这两类研究型大学发展将“殊途同归”，并成为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样态。

筑牢研究生教育的心理健康基础，必须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状况。采用元分析方法，纳入2010到2023年的330篇文献（包括243?161人），对我国研究生主要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学业倦怠（32.7%）、睡眠问题（24.9%）、强迫问题（23.1%）、抑郁（21.0%）、焦虑（16.0%）、敌对问题（9.7%）、自杀意念（8.8%）。文献出版年代、研究生的学段和专业、测量工具对检出率具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对策与建议：重视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性，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警惕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趋势，健全追踪与监测机制；关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差异，完善服务与支持体系；革新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工具，建立规范的检出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新形势下仍存在高层次科学类教师数量不够、职业素养水平有待提升、培养体系有待完善等现实挑战。为主动适应中小学科学类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教育部提出实施“国优计划”。该计划以优化教育结构，特别是强化科学教育为导向，发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跨学科资源优势，培养情怀深厚、能力卓越、具备科学与工程素养的高质量科学类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始终关注科学教育，率先成立教育学院，不断探索科学类教师培养新模式，为我国科学类教师的创新性培养提供了实践经验。

新时代十几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高素质中小学教师队伍供给不足、拔尖创新人才“前置培养”存在短板、大中小一体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实施“国优计划”，对于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办教育，打破人才培养路径依赖，优化中小学人才培养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高水平大学要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勇于担当“国优计划”的使命责任，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锻造思想力，厚植学生理想信仰沃土，打造价值引领生态；锻造知识力，充实学生学科交叉底蕴，打造学科孵化生态；锻造引领力，增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打造创新文化生态；锻造行动力，激发学生乐教适教潜能，打造政策环境生态。

构建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准确把握和遵循不同类型学科划分的逻辑和价值取向，结合高等教育实际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完善问题导向和多学科研究范式，科学界定学科边界，推动学科交叉和融合，加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客观开展中美教育学研究生比较，凸显中国特色，打造高等教育学的中国式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高等教育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高等教育学体系已完成创设，但在当下缺乏解释力，亟待完善升级；高等教育研究空前繁荣，但对实践缺乏指导力，亟待精炼整合；高等教育处于教育的龙头地位，但理论创新缺乏引领力，亟待自主建构。未来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围绕“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建设来展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要重在自主，学术体系建设要重在协同，话语体系建设要重在融通。重视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三大来源：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律性意识、政府政策供给中的真理性共识、学者总结提炼创新的系统性学识。建立一个由高等教育活动的实践者、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者三者共同组成的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生产的三螺旋模式。

教育法典总分式的编纂体例要求充分发挥总则中基本原则“公因式”的作用，而当前的教育法基本原则的提炼与解释面临来源单一性与性质复杂性、领域法思维与内容独立性要求、社会回应性与要件协同性的三重逐层递进的整合矛盾。应当在明确教育法部门行政法的性质定位和法律原则基本属性的理论前提下，以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以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为并行价值主线，以教育性、规范性、协同性为标准整合教育法基本原则，并以宪法在教育领域的两条价值主线确定教育法基本原则内容，以规范结构对应、法典性质对应、制度保障对应的融贯性思维推进其体系化整合。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和历史方位决定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决定了综合改革的目标任务、改革攻坚的核心关键与突破口。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在体制机制，从“放管服”改革、科教融合体制改革、高校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教学科研组织方式变革、评价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着手，破立并进，先立后破，关键在“立”。

高等教育学是我国独有的学科，作为学科建制在我国已有40年的学科史。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和内涵式发展亟需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支持。基于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高等教育学“成熟”的特征包括能够解释实践中的高等教育现象，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和引领高等教育未来。影响高等教育学“不成熟”有内外部原因，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命运与其成熟度紧密相关。

自控力是高校学生学业成就增值、取得人生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系统梳理自控力多维理论概念内涵、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行为表征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化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利用全国大学生追踪数据，分析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自控力匮乏构成我国高校学生的群体性危机，在学习、生活、网络场域呈现努力控制失败、延迟满足失败、不良作息惯习和数字分心症候特征。自控力通过学业参与的中介作用，对学生当期与长期学业成就形成显著驱动效应。研究为高校提升学生自控力、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支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等四个层面的中央教育组织法制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但仍存在议事协调机制有待健全、不同组织间关系有待理顺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结合历史经验、观照现实需求，充分重视教育组织法尤其是中央教育组织法，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机制和教育行政组织运行机制提供法治保障，进一步明确党对教育的领导、政府领导管理以及教育行政机关主管等不同层次的组织科学设置、职能合理配置。

加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是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地方高校作为区域内知识积累、创造与传播的主体，是原始性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传统的转让和许可等方式已面临现实困境，因此，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亟待进行股权化改革，进一步探讨和优化作价投资入股这一方式。通过文献整理、数据分析以及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总结我国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常见模式。在借鉴国内外实践案例基础上，探索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化改革的有效路径，为推动科技创新、优化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供参考，促进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良性发展。

高等教育的层次重心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经济增长而上移，为加快建设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层次”的矩阵结构势在必行。基于我国省域和美国州域面板数据发现：相比于美国，我国主要创新区域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占比均存在明显差距，省域高等教育层次重心普遍偏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具有“扁N型”影响，即正效应随着研究生教育占比升高先减弱，经拐点后再增强；拐点集中于30%附近，美国多数州域已接近拐点，层次结构趋于稳定，而我国多数省域仍有较大的层次抬升潜力。为此，不同地区需要科学定位，合理调控高等教育结构；多数地区均应稳步抬升高等教育层次；应在创新优势地区优先布局研究生教育增量以支撑创新高地建设。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教育数字化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是龙头，回顾过往，秉持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理念，高等教育数字化取得了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国内国际合作深化务实等显著成效，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当下，围绕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道路，武汉理工大学积极开展先导性实践探索，争做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试验田”，实现了更高质量汇聚数据资源、更高效能应用智能技术、更高水平开展国际合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提供支撑引领。展望未来，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深化应用服务导向，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全局性变革走向深入。

虚拟教研室是实体教研室的数字化变体，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高等教育教学支持机制。它以学科专业教学研究、课程或课程群教学研究和重大教学改革主题研究为核心，组成全国性或区域性高校和相关机构专家学者教学研究网络，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所必需，可能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方向。虚拟教研室具有校际共生、关系松散、协同创新、学术导航等特性，应当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发挥协调、推介、平台、凝聚、导航等作用。其作用的发挥，须拥有学术高地、热心教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以及高质量研讨交流活动等条件。加强虚拟教研室建设，可采取举办教学学术论坛、组织跨校性教育教学项目研究、发挥网络连接辐射作用、建立跨校性虚拟运行机制，以及争取热心参与高校支持等举措。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尊重知识活动的生态规律，并遵循整体性原则，但由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战略的整体性、系统性不足而重点建设战略存在单一化问题，使得高等教育体系发生结构性失衡，包括非重点高校陷入资源短缺困局、高校依附性强而自主发展和服务能力弱、高校间过度竞争损害教育生态以及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同质化等问题，违背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须强化整体建设，由打造少数一流大学转向建设一流大学体系。高校集群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范式，引导高校在强化校际合作中实现协同创新和效能增值，是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有效实践路径。为此，应通过高校集群治理为高校集群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奠定学科基础和加强制度保障。

发现教育法典的宪法基础，对于坚持依宪立法，坚持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教育法典编纂中具有重大意义。现行宪法上的教育相关条款遍布各章节中。通过梳理发现，宪法中存在国家确认和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以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条逻辑脉络。几乎对应的，学界就教育法典的核心价值存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和“发展国家教育事业”两种代表性观点。引入容纳性标准和统摄性标准对两种观点加以检视，以“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作为教育法典的核心价值更为合理，并以此作为发现教育法典宪法基础的核心抓手。教育法典的宪法基础以受教育权作为其核心，以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为优先表现形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作为根本立场。

韧性思维嵌入数智时代大学治理的特定场域之中，为其在行动中通过“技术赋能”塑造韧性特质、推动韧性治理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韧性治理”和“治理韧性”二者之间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前者是一种治理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展现了治理行动及其过程的某种特征；后者更侧重于“韧性”，是治理行动的目标指向和结果表达。数智时代大学治理韧性的基本表现维度包括时空广度、结构适度、赋权深度、目标精度和价值温度等几个方面。实践中，大学韧性治理主要包括管理型领导到创业型领导的治理角色转变、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场景营造，以及以虚拟开放平台为载体的内外部资源与信息联动等方面。

加州大学的兴起是20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其伯克利分校是多年来全球公认的顶尖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的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崇尚追求科学、致力于创新、服务社会的大学精神和内部卓越的治理体系。其治理体系的特征包括通过职业化的行政领导力和专业化的学术领导力提升大学治理效能；倾尽所能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高质量办学资源；引进卓越教师，并赋能他们的创新研究和教学工作；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丰富学生就读经历，担当培养未来科学家和领导者的使命；通过实施问题导向性的学科评估，不断改进质量。当然，联邦政府的政策影响，加州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费拮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将持续影响加州大学及其伯克利分校的长远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成为必然趋势，正形塑着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范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应当坚守教育的初心，探索可行的实现路径，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规律。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将形成师-机-生互动的三元智能化教育模式，需要解决好人对人、人对机、机对人、机对机四类教育问题。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要时刻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深化人工智能全面赋能教育的科研、教学、学习、管理、评价等应用，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应实施招生学业和就业数字化、学科大数据建设、专业知识图谱、数字化教材建设、决策智慧化辅助、国际教育公共服务数字化等六大工程。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紧迫课题，打破存续时久的传统人才培养常态，与时俱进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大学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严峻挑战必须的理性选择。在讨论人工智能倒逼大学之学科概念及学科发展拓新的基础上，阐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更新的必要性，并从人才培养的理念创新与路径创新两个切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随着教育的纵深发展以及学生需求的不断变化，数字教育的进步突飞猛进。每一项创新都伴随着机遇和风险，数字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以及世界其他大学在数字教育方面的创新实践为案例，对人工智能（AI）使用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概述了混合同步教学的概念和模式，继而对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以及触觉技术进行了评估。作者讨论人工智能涉及的伦理问题以及有效使用，对数字教育的未来进行了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教育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建构起了“以法学为主体，以管理学和经济学为两翼，以交叉学科为补充”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在新时代，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存在人才培养总体规模不足、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不足、国际化法治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新时代知识产权人才培养需要树立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人才培养要契合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需求、契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要求、契合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新要求，确立“X学科+知识产权硕士”的本硕贯通学历教育模式，建立“知识产权硕士+X产业方向”的产学合作培养机制，试行“知识产权硕士+X域别法”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

跨学科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知识结构、跨学科思维能力和跨学科素质，是地方行业特色高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途径。针对地方纺织类行业特色高校跨学科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跨学科教育共识未形成、跨学科教育资源不流通、跨学科抓手匮乏以及跨学科教育制度保障缺失等问题，应通过确立多元成才的人才培养目标，突出优势学科专业引领作用，抓好课程、师资、平台三个关键，完善跨学科教育制度建设等举措，推动地方行业特色高校以跨学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

当前高校创业教育主要可分普及型、精英型、补充型三种模式，各自具有不同的对象、内容与作用。21世纪以来，这三种模式分别取得了发展成效，也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从总体上看，高校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知识创业难以满足创新经济的发展需求、创业素养培养尚未引起高度重视、创业教育体系协同性亟需增强等难题。根据新时代需求与创业教育发展规律，实现从规模扩展型向质量主导型转型，在全面促进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创业教育改革的理念目标要注重创业教育的人文价值、倡导价值目标多元、培育创业教育质量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要构建生态型创业教育合作网络、以知识创业为核心的教育协作体系、终身创业教育体系；育人模式重塑要着力提高师资创业素养、构建多元化创业课程体系、推动融合型教学改革。

在数字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必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按照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比重需要提升，职业继续教育应坚持职业院校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与兴趣爱好课程并重，高等继续教育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应以统筹三教协同创新为基础，以教育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以数字科技创新深化不同教育之间的协同创新，以加强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高水平数字能力是工程人才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以自我决定理论、个人-环境匹配理论为指导，基于fsQCA模型分析了1 801名学生数字能力生成路径。结果显示，高水平数字能力包括“角色压力-个体参与、工作要求-资源支持、复合条件协同、自我诱发驱动”四条生成路径，低水平数字能力包括“压力回避-自我冲突、压力束缚-资源抑制、感知脱敏-被动适应”三条生成路径。工具资源或教师要求投入是数字能力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内外部关键因素失调致使数字能力低水平发展，多元组态构型催发类个性化的管理模式，数字能力动态转向的核心是“扬长补短”。未来要依据个体数字能力生成路径，确保核心要素供给，平衡内外部关键因素建设，切实提供多元化发展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