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鲜明指出，我国要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上述“六力”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国际影响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为教育强国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提出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工作目标、战略任务和时间表，明确到2027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从战略部署看，加速推动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是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前提，“新台阶”标志着重要教育中心建设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求我们以更高标准、更国际化视野及更具前瞻性的行动框架，系统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目标落地。

“新台阶”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不仅是评价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进程的核心标尺，更是链接教育强国战略目标与具体政策的中介机制。迈上“新台阶”本质并非线性进步的表层概念，而是关联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结构性变革的评价体系，在统筹教育强国短期目标与长期愿景过程中发挥枢纽作用。具体而言，“新台阶”指向教育中心形态的转型升级：其内涵超越单纯规模扩张，聚焦于教育对外开放质量提升、教育理念创新及全球教育影响力增强三重维度。另一方面，“新台阶”驱动教育实践范式的系统性变革，而新范式所形塑的教育中心形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创新治理模式，直接支撑教育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协同实现。

研究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不仅对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相关领域的实践操作和政策制定也具有深远影响，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角，着眼教育强国建设的新阶段，以新理念厘清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的目标形态及其迈向新台阶的学理内涵。一般地，教育中心泛指教育资源与活动在政府规划努力或自发演进作用下相对集中于特定地理区域（国家、城市或区域层面），并且在教育培训、人才流动和知识交流等领域形成了广泛网络，是本研究所讨论的最宽泛概念。重要教育中心是指在特定区域或领域内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教育中心，是后者质量跃升和影响力增强的结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显著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重要教育中心，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后文简称重要教育中心），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含义相近，在本研究语境下侧重指代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力的成熟的重要教育中心。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教育开放实践看，普遍经历了从学生跨国境流动、学习项目及其举办者跨国境流动、再到知识创新和全球治理等功能扩展的发展阶段，并且已经积累形成了较强的全球影响力，属于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概念范畴。我国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为目标，但是在实质内涵上有别于现有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形态，因此以教育中心新形态这一概念作为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基于教育中心新形态的分析框架，聚焦教育大国迈向强国进程中的实践范式与理念创新，系统解构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为加速教育中心形态升级和实现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的目标提供理论支撑。

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内涵、演变及其形态

（一）重要教育中心的内涵：基于经济网络分析视角

经济网络分析框架强调经济主体通过多维联系形成网络结构，进而影响资源配置与市场效率。教育活动在地理空间的分布特征与经济活动类似，呈现中心集聚特征。特定国家或城市因资源集聚成为网络核心节点，并通过空间邻近性、人员流动、经济互动和知识扩散等多种联系，催生知识共享、资源互补与协同创新的正外部性效应，推动网络参与者实现帕累托改进。在经济网络中，中心节点指具有高连接度与中介控制力的节点单元，对信息流、资源流与人才流具有主导性影响。节点间连接的广度、宽度与深度决定了其中心性程度，具备多维度、高密度连接的枢纽节点，其中心性水平更高。

参考经济网络分析的中心节点定义，重要教育中心可界定为：在全球教育网络及其衍生互动链（如人才流动、科技合作与知识共享）中占据枢纽地位的国家或城市。此类中心需满足三重要件：①在全球双边、区域及多边合作中具备广泛连接性；②在教育、科研、文化等多领域形成高密度互动；③通过高频次资源交换与制度协同强化网络影响力。就构成要素而言，重要教育中心的实体载体已突破传统范畴，涵盖大学、科研机构集群以及新型知识生产与扩散枢纽，如数字教育平台（如MOOCs）、跨国智库网络及产学研协同体等。已有研究从优质教育资源的聚集和配置地、重大成果在全球的占比等角度来定义中心，与之相比本研究的重要教育中心内涵界定更加强调网络化互动，因为教育领域的互动联系范围与深度可以代表发展的中心程度。

重要教育中心通过“人才高地-创新引擎-治理动能”三位一体的功能架构，依托网络化资源整合与协作模式重构，驱动跨域协同的“教育效能-公共产品”模式跃迁，从而生成全球影响力。从功能属性角度看，重要教育中心的核心作用体现于三方面：①作为人才高地，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并培育全球顶尖人才；②作为创新引擎，驱动跨国学术合作与知识生产范式变革；③作为治理动能，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前沿理念与实践方案以提升全球教育治理效能。

（二）重要教育中心演变与教育范式变革规律

基于经济网络分析视角，单中心网络向多中心网络的动态演化进程中，新重要教育中心的崛起普遍与教育实践范式的系统性创新相耦合。从结构-功能视角看，单中心网络的核心节点通常主导人才、知识及资源的流动路径与方向，并控制关键规则的制定权与关键资源的分配权。在技术进步、知识扩散、市场演化及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驱动下，边缘节点间的联系强度显著提升，逐步形成多中心化的新型连接关系。此类连接的强化并非完全依附于核心节点，而是基于个体间的需求契合、信任构建与合作机制，进而通过自组织过程催生边缘连接路径的增长。类似地，在全球教育网络中随着边缘连接的累积与网络密度的提升，多中心化结构逐渐取代单中心格局，而新的重要教育中心的生成往往与合作模式的转型同步演进。进而，全球教育网络的多中心化转型不仅重构了空间格局，更通过教育发展战略（如教育对外开放）与实践范式（如跨国学位认证体系）的协同革新，推动新中心的涌现。

范式变革概念源于科学哲学领域，特指科学共同体在面临反常现象时对原有理论框架的根本性重构。这一概念现已扩展至社会科学分析范畴，用以解释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系统性实践转型。当既有理论无法解释新现象时，科学共同体将经历“常规科学-危机-革命”的范式更替周期：旧理论在反常现象的冲击下逐渐失去活力，继而通过革命性探索建立新认知框架。类似地，教育领域的范式变革同样可能遵循“问题累积-认知冲突-实践重构”的演化路径，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交流也会推进教育范式的变革。如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从教师为中心的传授模式向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学习转变，都属于一种教育实践范式转变。当社会需求的结构性转型（如从技能培训转向创新能力培养）与教育系统的知识生产、传播能力形成张力时，教育实践范式的变革便具备内生动力。

纵观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教育中心的形态演进都伴随着教育范式变革。早期意大利、工业革命时期的德国以及二战后的美国，都因其在教育领域的创新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并引领了全球教育实践范式的转变。早期意大利作为欧洲的重要教育中心，发展出最早的具有现代大学雏形的高等教育机构，引领了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的高等教育范式变革。一方面，意大利通过创造性设立法学、医学等世俗学科，推动高等教育从宗教训导转向职业能力培养；另一方面，学位认证制度的建立，使学生流动与教师聘任突破地域限制，催生了学术共同体的早期形态。工业革命掀起了欧洲工业化浪潮，德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引领全球基础教育走向普及化，并以洪堡大学为原型构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现代大学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托市场机制与开放政策，塑造了全球化时代的“教育-产业-创新”三元协同范式。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扩大高等教育准入，依托“硅谷-斯坦福”产学研共生模式重塑工程教育，并借助QS排名等市场化工具推动教育国际化，构建了基于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全球竞争力三位一体的教育范式，使美国成为全球人才环流与知识资本化的全球中心。

（三）教育实践范式变革与教育中心新形态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历史演进路径与教育实践范式的系统性变革，共同推动教育中心形态的迭代演化，而新形态的生成正是技术赋能、范式重构与制度创新的耦合产物。重要教育中心的全球格局演变绝非空间区位调整或资源规模扩张的线性过程，其本质是教育理念重构、人才培育机制革新、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国际交往逻辑升级（如多边协同治理）的结构性共振。从演进路径看，教育中心新形态的建构表现出三重特性：一是开放包容性，体现为跨境人才环流机制与多元文化共生文明共鉴；二是创新融合性，体现于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与学科边界模糊；三是协同治理性，聚焦全球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与多元利益相关方协商平台的制度化。

进而言之，教育中心新形态的角色已超越传统“生产-输出”范式，转向“共生-共创-共治”的复合型定位。这种转型可从三个维度的范式跃迁来理解。一是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的开放型知识枢纽。传统的教育国际化遵循“中心-边缘”扩散逻辑，而新形态中心通过“学术伙伴关系网络”（如中非联合实验室）构建双向知识对流机制，实现知识产权的共建共享；传统模式深陷英语学术话语垄断，其知识输出常伴随隐性殖民逻辑，新形态则通过“流动学术共同体”和分布式知识平台（如开放获取期刊联盟）促进了知识生产的多元性。二是从传统学科分工到跨学科跨产学知识融合的协同创新平台。传统的教育模式往往侧重于学科的专业化分工模式，而新形态的教育中心则转变为跨学科和跨产业的知识融合创新平台，鼓励打破学科壁垒和校企边界，进行交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三是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的全球教育治理角色转变。新形态的教育中心将不再仅仅是全球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参与者，更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塑造者和引领者。

综合来看，与数智技术驱动的高等教育新形态相比，教育中心新形态是一个更加综合的形态。教育中心新形态已突破“资源集聚-规则支配”的传统强国范式，而是具备了更加开放包容、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强调跨学科融合、更加关注全球挑战、更加重视数字化智能化等多维度的丰富含义。新形态的教育中心不仅仅是人才的培育中心和知识的生产中心，还可能是创新思想的策源地、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及全球教育治理的引领者。

三、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必然：塑造重要教育中心新形态

教育大国与教育强国之间，不仅仅是总量规模上的差异，更是结构、质量、公平性和国际化等深层次的重大区别。真正的教育强国，不仅拥有庞大的教育体系，更应在发展战略、教育质量、创新能力和全球影响力上居于领先地位。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必然要求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伟大目标对教育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导向，教育强国是为民族复兴强基赋能的关键。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处于国家发展全局优先地位的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支撑。教育的战略属性在于其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人才保障和创新动力，直接影响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和未来。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将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呼应，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推进教育改革创新，为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构建国际一流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的国际竞争力。人才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开拓竞争与合作交流的能力，是人才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从结果看，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必然意味着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国际一流人才培养模式，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是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自然结果。当前我国正在加快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家需要大量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化专业技能的人才，以国际化人才储备更好地支撑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更好地应对全球挑战。这迫切需要加快教育实践范式创新，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和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

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汇聚全球前沿创新要素助力提升科技竞争力。教育强国不仅体现在教育资源的丰富、教育体系的完善和人才培养的水平，更在于其对科技创新的强力推动作用。在全球科技创新日益网络化发展的背景下，科技竞争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国内创新资源的整合，更需要汇聚全球前沿创新要素和形成全球协作网络。因为全球化使得各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前沿技术和创新理念在全球网络的传播速度加快。汇聚全球创新要素能够促进跨国界、跨领域和跨学科的合作，加快前沿重大科技创新和成果突破。一个新形态的教育中心，往往能够吸引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和形成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并为科技创新成果转换提供丰富的实际应用场景，缩短从科技创新到产业落地的迟滞时间，从而为汇聚全球前沿创新要素提供坚实基础。

（二）我国教育体系实现质变的必然要求

教育强国建设作为系统性跃迁过程，遵循“规模积累-结构优化-质效跃升”的演进逻辑：既依赖教育规模布局的支撑性作用（如资源覆盖广度），更需通过质量提升（如师资专业化）、结构转型（如学科生态重构）、开放提升（如国际交流）等深层次变革。

从发展基础看，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水平稳步推进，数字教育发展迅速，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初步形成。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9.83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机构容纳的在校生达到了2.81亿人，同时专任教师达到1891.78万人。根据相关实证研究，我国教育强国指数在全球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49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23位，是样本区间内全球排名进步最快的国家。近年来，在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我国数字教育迅速发展，在数字教育体系构建、数字素养培养、数字资源建设应用等3个方面取得较为明显的进展，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在全球排名从24位跃升至第9位。

我国教育体系已具备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坚实基础，教育中心新形态是制度资源实现全覆盖、数字技术赋能、系统协调和质量提升的必然结果。正如复杂系统理论所揭示的，质变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系统的组成部分数量累积且相互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特定方向上涌现未预测的新特性和新功能。具体而言，庞大的教育规模为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数字教育的发展为新形态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不断完善的教育体系和治理能力则为新形态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正是这些系统要素在长期积累和相互作用下，才使得教育中心新形态的涌现成为必然。

教育中心新形态作为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跃升的关键载体，既是前一阶段量变积累的成果结晶，也是新一轮质变跃升的驱动引擎。在初级发展阶段，规模扩张（如高校扩招）为质量跃升奠基；在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质量突破（如“双一流”建设）反哺规模优化（如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形成“量变奠基-质变引领-新量变迭代”的演进闭环。正因如此，教育中心新形态在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和教育强国建设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

（三）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塑造全球影响力的必然体现

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是塑造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其不仅是表层化的要素引入（如课程引进、师资交流），更是基于模式创新（如中外合作办学）与战略协同（如“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系统性开放。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是通过跨国跨地区教育协作实现三重升级：教育质量优化、教育公平推进、文化文明交流互鉴深化。通过重构资源、知识、人才的双向流动机制，高质量开放既推动本土教育水平提升，也加速知识生产的全球化协作。通过文化对话机制与文明互鉴实践，高质量开放形成示范性合作网络，推动全球教育格局从“中心-边缘”向“多中心协同”转型。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持续高质量推进，教育“引进来”不断取得新进展，教育“走出去”不断取得新成效。高质量的教育对外开放非常重要，不仅有助于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教育质量和影响力，还为人才培养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资源支持。我国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新发展阶段以来更是将教育对外开放置于国家对外开放总体战略之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教育更好“引进来”和“走出去”。随着我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增长，早在2016年就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亚洲重要留学目的国；与多个国家在多个学科领域建立了合作办学项目，教育资源“引进来”不断取得新进展。与此同时，中国教育“走出去”也不断取得新成效，如与阿拉伯国家开展“中阿10+10”合作计划，与非洲国家开展“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走出去”不断取得新成效。我国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教育对外交流机制，与6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85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中心新形态是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的必然体现。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要求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角色有所转变，从过去的学习者和追随者转变为参与者、引领者，最终成为全球教育发展规则的重要制定者。这种角色转变意味着中国教育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能够为世界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解决方案。而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标志着中国教育已经初步具备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引领全球教育发展趋势的能力，这充分体现了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所塑造的全球影响力新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中心新形态是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国际交往平台等要素累积的自然结果，是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长期发展和成效累积的必然体现。教育中心新形态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教育领域从参与者走向引领者的转变，也为中国在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面向教育强国的教育中心新形态：生成逻辑与深刻内涵

教育中心新形态，是我国教育体系从量变到质变跃升的新型载体，同时也是以高质量对外开放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形态。它不仅是外部驱动与内部演化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还是扎根中国教育实践、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型教育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从外部驱动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以及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共同构成了新形态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动力。从内部演化来看，人才高地的集聚效应、创新引擎的驱动效应和治理动能的提升效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新形态的形成。这些外部和内部要素的协同作用，最终促使重要教育中心实现从传统模式向新形态的跃迁。

面向教育强国的教育中心新形态在教育层面实现了范式变革，其深刻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整合从简单的物理叠加转向聚合的化学反应，强调通过高强度的网络连接性，系统性整合全球教育资源（如生源、师资、数据、技术），实现资源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增效。二是模式创新从局部试验转向系统重构，强调跨国合作模式（如跨国培训项目、联合学位项目、虚拟实验室），驱动跨域（国家、学科、产业）协同创新，从而实现教育模式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创新。三是质量评价从单一指标转向综合分类，强调教育质量评价的多维度、差异化和发展性，最终提升人才培养效率和科研成果转化率。

中国构建教育中心新形态，其新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践新的指引理念。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实践新型世界教育观，将教育置于服务全球共同利益的高度。而已有各类教育中心虽然也倡导国际合作，但更多地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强调教育对本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服务作用。二是实践新的交流方式。它发展出多边和双向流动的学术伙伴关系网络，注重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平等合作，实现知识、人才、技术的互惠共享。而已有各类教育中心主要以知识、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单向输出为主，知识流动模式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三是实践新的全球角色。它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共建协商，为解决全球性教育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已有各类教育中心更多地主张维护现有国际规则和标准，更注重维护自身在国际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四、新型世界教育观：引领教育范式变革

教育实践范式变革推动形成教育中心新形态，但教育实践范式变革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教育理念的变革紧密相连。教育理念在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充分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酝酿形成新型世界教育观，教育实践范式则是教育理念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以新型世界教育观为实践引领，更有利于形成新的教育范式，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理解新型世界教育观、教育范式变革与教育中心新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更好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型世界教育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

实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新型世界教育观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国际社会持续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问题的困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推动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必须直面全球性挑战和回答时代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提供了中国答案。而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因此，教育工作的使命指向一个宏伟的目标，即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和培养能够建设这个世界的人才。基于此，教育对外开放必须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不仅要着眼教育体系自身的发展，更要服务于人类进步的共同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战略方向，也为教育对外开放和建设重要教育中心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制定和实施各项外交政策的总纲，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倡议都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教育对外开放是国家总体对外交往关系的重要组成，必然要服务国家总体对外战略，通过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与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以提升我国的影响力。我国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是新一轮教育对外开放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工程，教育的政治属性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重要教育中心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相互依存与超越零和博弈的全球发展新思维，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新秩序，这为新型世界教育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积极的价值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为事实依据，主张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相互依存的全球观。以此为导向，教育对外开放不仅要关注国家个体的发展，还要放眼全人类的发展，包括为其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与帮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超越传统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对抗的零和博弈思维，这为全球教育开放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价值支撑。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通过教育资源共享、文明交流互鉴、跨国合作办学等方式，可以为实现更加公平和均衡的全球教育发展提供支撑。

新型世界教育观的内涵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型世界教育观以全球视野、开放共赢、协同创新和文明互鉴为核心要素，主张教育应秉持超越国界的全球相互联系和共同命运的价值观，以全人类共同珍视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指引，以促进开放共享、合作共赢为提升路径，以协同创新精神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以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为对外交往准则。新型世界观在价值观基础、行动路径和文明互鉴等方面高度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通过价值观塑造、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对外开放合作平台搭建以及全球教育治理参与等各种机制和相互作用，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础、人才支撑和智力贡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新型世界教育观更具时代意义、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二）教育范式变革是新型教育理念的实践要求

教育理念变革为教育范式变革提供了方向指南。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本质、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论、教育评价等结构要素的抽象、普遍且具有指导性的看法。教育范式作为一种教育实践的模式框架，是教育理念在实践层面的操作化与具体化。教育范式规定了教育活动的基本流程、方法和评价标准，其变革方向和特点直接反映了教育理念的转变。从本质上说，教育理念的变革反映了教育哲学在时代发展中的自我更新与完善，是理解教育价值观念取向转变和教育实践成效的关键。

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方向，确保教育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任何时代教育理念及其变化都不是孤立存在和自动发展的，总体由国家意识形态所主导，在社会价值观念传递和技术进步推动作用下凝聚成共识，并且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获得反馈和生命力。因为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根本理念和目标由国家意识形态决定。而社会价值观念传递和技术进步则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共同价值观和全局重要性技术进步的交互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理念变革的方向。

（三）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必然要求实践新型世界教育观

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必然要求实践新型世界教育观，其根本在于教育理念与范式变革的辩证统一关系。新的教育理念能够为教育范式变革提供动力和方向，而教育范式变革又能推动教育理念的落地和不断发展。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叠加的背景下，传统教育模式中由西方主导的结构体系已难以适应多元主体参与的知识生产需求，需要以新理念引导模式重构和技术赋能，破解资源垄断和制度壁垒，从而提升教育整体的效率。实践新型世界教育观有助于构建教育中心新形态推动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关键在于新型世界教育观不仅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修正，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性规划，具备深刻的理论内涵、明确的实践导向、前瞻的战略视野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实现教育范式变革形成教育中心新形态必然要求实践世界教育观。教育范式的变化是多元因素交织、互动和反馈的结果，包括技术、全球化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都产生了影响。如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方面的变化就反映了以学生为中心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对教育范式变革的推动作用。以工程教育为例，有研究认为教育范式变革不仅仅是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变，而是需要重新定义教育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框架。在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等时代特征共同作用下，新的教育范式更加注重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成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的必然要求。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教育的时空限制并为教育活动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和平台，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的可及性越来越高。只有加快实践适应时代潮流的先进教育理念，才能推动教育体系的整体转型升级和实践范式变革。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中，新型世界教育观作为理念指引教育范式变革，进而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新形态，三者构成一个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有机整体。从思想来源看，新型世界教育观扎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回应时代挑战和把握教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它明确了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价值追求，为教育范式变革提供了基本遵循。从变革过程看，新型世界教育观引领传统教育模式加速转型，推动教育范式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知识创造链路的转变以及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参与等方面，为教育中心新形态提供了实践路径。从发展结果看，教育范式的深刻变革最终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不仅是教育资源集聚的高地、知识创新涌现的引擎，更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动能。它承载着新型世界教育观的价值理念，为解决全球教育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担当。

五、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建设重要教育中心存在的机遇

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旨在推进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面临一系列重要机遇，涵盖提升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多重有利条件与发展窗口。此类机遇既源于国内发展的内生优势，根植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需求，亦来自全球变革的外生动力，深度契合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二者的交互作用共同奠定了加速形成教育中心新形态助力重要教育中心迈上新台阶的战略基础。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分析。

一是全球新一轮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为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机遇。当前，全球正掀起新一轮产业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快速发展。随着新行业的兴起和传统行业的转型，新的职业需求大量涌现，许多传统职业角色发生了变化。市场就业需求变化传导到教育端，引起全球教育需求的重大变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素质培养的产教融合教育模式、灵活的学习方式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日益受到重视。而我国教育强国建设重大任务突出强调了按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完善技能人才培养，高度契合了全球教育需求变化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加快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建设教育强国，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优势，全球教育需求的变化为我国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提供了重大机遇。

二是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视和合作意愿，为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开放机遇。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包括贫困、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等，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发展教育、消除贫困、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转型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广大欠发达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教育理念，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身发展能力的需求。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通过教育超前发展支撑经济增长的强大体系，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支持，还通过知识创新支撑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总体而言，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分享自身发展理念与经验、开放教育资源与搭建合作平台、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教育合作，为实现共同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三是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亟需加强全球教育领域治理，为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合作机遇。面对持续的全球性挑战，各国对气候科学家、能源工程师、公共卫生专家、疫苗研发人员和全球健康治理等方面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但许多国家在上述领域存在专业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和储备短缺等问题。同时，全球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国际合作机制的缺失，导致相关领域的知识转移难以实现有效共享和利用，进一步凸显了增强全球教育治理、促进知识共享的紧迫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依托自身在相关领域的教育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合作，搭建专业知识共享与技术经验交流平台，推动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与应用。把握这一机遇，重在如何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精准对接国际教育需求，通过互利共赢机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实质性贡献。通过深度参与全球教育合作与治理实践，中国可为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并在此过程中持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二）建设重要教育中心面临的挑战

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推进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带来的挑战等。主要挑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是全球人才竞争态势升级。高端人才、科研团队与创新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领域，直接关联国家科技进步效能、经济发展质量及综合国力提升。伴随全球教育开放程度的深化，教育资源禀赋占优的国家正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通过吸纳国际学生、整合优质学术资源巩固竞争优势。美国、英国等国依托教育质量、科研实力与国际声誉的既有优势，进一步通过签证政策调整、移民门槛优化等制度性工具，系统性吸引国际留学生与高端人才。以美国为例，通过H-1B签证政策定向吸纳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国际学生，同时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敏感学科留学生实施准入限制。全球人才竞争白热化态势下，我国在吸引国际学生、保留高素质人才方面面临压力，亟需通过教育质量升级、国际化制度创新及人才服务生态优化，构建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教育体系。

二是涉外教育安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亟待提高。教育对外开放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系列涉外教育安全风险。包括教育意识形态风险，涉及学生和教师个人数据的信息安全风险，国际科研合作可能存在学术不端风险，外籍学生和教师引入可能带来的校园安全管理风险等。目前，我国在涉外教育安全风险分类管理、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响应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和建设还相对不足，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系统性、完备性还较缺乏，在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教育环境和持续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等方面的准备需要加快完善。有效降低涉外教育安全风险，对加快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我国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国际化传播能力建设亟待加强。我国教育已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并在世界赢得了广泛声誉，但全球影响力尚未与国内实践成果形成有效匹配。需要通过扩大教育理念的国际传播，推动跨文化教育对话，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模式与核心价值的认知与接受。当前我国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国际传播在渠道建设上，需要进一步统筹，形成政府主导的官方平台与高校智库、留学生群体及民间组织协同共促的良好机制，且应该加快形成数字传播渠道的资源整合优势。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成果充分转化进而为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对于国际学生与顶尖学者的吸引力，以及“留学中国”品牌建设的战略进程都极具意义。此外，传播体系存在优化空间，如部分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应试化”的主观解读，或对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浅层解读，均可能影响我国教育形象的完整性。

六、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的实践指向

（一）秉持新型世界教育观深化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

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对于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至关重要。因此，需要贯彻落实新型世界教育观，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方式的变革，加快迈向教育中心新形态。打造全球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开放、共享的在线教育平台，汇聚全球优质资源，缩小全球南北教育不平等。夯实技术底座，加大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突破物理限制与数字鸿沟，确保普惠性教育资源的全球可及性。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多边参与的治理框架，破解资源垄断与制度壁垒障碍，实现资源均衡配置与利益共享。完善协作网络，激活市场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生态，形成一个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参与的资源共创网络。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的创新型教育生态。支持建立以创新融合为特色的全球性教育创新联盟、研究中心和创新孵化器，为全球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开放的交流协作平台。设立跨学科跨国别研究基金，支持教师和学生跨学科跨国别开展研究。打造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论坛和研讨会，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更具包容的全球教育新秩序。这既是缩小全球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全球教育合作的必要途径。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深化教育领域的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合理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帮扶力度，弥合数字教育鸿沟。

（二）完善体制机制赋能人才培养“引进来”与“走出去”

完善以人才签证、平台载体与生态服务为支柱的三位一体协同机制，破解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等方面困境，赋能人才更好“引进来”与“走出去”。对标国际一流人才培养环境坚持自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为确保国家能够自主掌握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的关键技术，必须要对标国际一流人才培养环境增强国际化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要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依托，加大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战略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通过课程体系对标国际一流高校、实验室设备迭代周期缩短等措施，缩小国内外培养条件差距。向国际组织源源不断输送通晓国际规则的专家型人才。具备专业知识且通晓国际规则的专家能够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过程，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准确传达国家立场和维护国家利益，从而提升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通过专家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全球问题的全球解决，还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以向国际组织派遣实习生为牵引机制，系统培养精通气候变化谈判、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的专家，系统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有效维护教育主权与国家利益。引聚一批探索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领军型人才。现代科技创新涉及多学科领域交叉和复杂的技术体系支撑，单靠国内人才自主培养可能无法迅速满足前沿科技突破的需求。构建国际人才大数据平台和专家库服务体系，实现人才供需的双向精准匹配。完善人才签证制度，允许外籍高水平科研人员在华远程参与项目以及研究生培养，同步简化永久居留标准和程序要求。引进具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研究经验的领军型人才，既可以带领团队直接实现科研突破，还能够帮助建立和拓展科学家之间的全球化网络联系和知识分享。依托前沿科研平台吸引具有重大科研突破经验的领军学者，大力推动成果转化。同时通过联合培养模式带动本土青年科学人才的成长，显著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三）推动涉外教育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涉外教育安全治理框架与执行机制。建立健全涉外教育安全治理的执行机制，明确涉外教育安全治理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的协作机制，确保教育、外交、安全等领域的政策执行协调一致。同时，强化对教师和学生的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素养，增强其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此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涉外教育安全监测和反馈系统，及时发现和解决涉外教育安全风险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教育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开放环境下的包容与共享，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也应体现这一精神，贯彻适应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教育导向和实践框架的新型世界教育观。通过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展示中国教育的成功经验、典型的合作案例和代表性国际化人才的成长故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理念的认同。与此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元化传播渠道，积极讲述中国故事，促进文化互鉴与理解，提升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加强涉外教育安全理论研究。通过深入研究涉外教育安全治理和教育理念传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聚焦涉外教育安全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机制，探索教育理念传播的有效路径和方法，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作者：黄宝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陈建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