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进程中，近百位高校书记校长在办学治校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集中体现在：紧紧围绕国家需求，确立科学的办学定位；探索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倡导自由探索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科学研究；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智库、科技成果转化、满足行业需求等社会服务职能；自觉担当高校文化创新的新职能；积极发挥高校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办学治校经验，对新时代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1]在教育强国建设中，龙头是高等教育。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阶段、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高校在办学治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借鉴。围绕高校办学治校这个主题，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结我国高校办学治校的丰富经验，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梳理周远清、钟秉林、瞿振元、黄达人、李培根、胡海岩等高校领导的专著，整理《大学的声音》《大学的转型》《大学的治理》《回望——大学校长口述》中的访谈材料，收集杨叔子、张岂之等高校领导公开发表的文章，归纳概括了近百位高校书记校长在办学治校方面的经验。选取的这近百位高校领导，既有高水平综合型大学的书记校长，也有行业特色高校、地方院校的主要负责同志，他们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总结了不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实践经验。这些办学治校经验，对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一、紧紧围绕国家需求确立科学的办学定位

在高校办学治校实践中，管理者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需要处理的工作也错综复杂。作为高校的主要领导，只有把握办学治校的核心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才能纲举目张、科学有效推进各项工作。

（一）把科学的办学定位作为办学治校的首要任务

在高校书记校长丰富的办学治校实践中，大家普遍关注的是高校办学定位的问题。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校长黄达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他们认为，作为大学的领导者最首要的任务是大学定位，就是要明白要把高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2]12-13学校两位主要领导办学治校思想达成共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同类型高校书记校长的一种普遍认识。中山大学这些年取得的显著成绩，与历任学校领导有这样的思想共识紧密相关。

高校书记校长围绕办学定位开展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从办学理念、办学思路等角度进一步丰富了高校办学定位的内涵和外延。周远清认为，明确办学定位首先要有科学的办学思想和理念，他提出：“正确的办学思想是办学的方向，方向一错，全盘皆错。同时，思想的转变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思想认识也要不断地深化，不断地发展。在思想转变中，领导思想的转变是关键。”[3]185当然，不同的大学会有不同的办学理念，既遵循一般的办学规律，又反映学校的传统和特色。王树国认为，学校的办学定位要随着社会发展、学校发展不断变化。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要始终满足国家的需求。[4]45这表明，科学的办学定位既要随社会变迁和学校发展而不断变化，又要坚守服务国家需求的初心不变。

明确办学定位，就是要厘清符合学校传统和适合学校特点的办学思路。厦门大学地处东南沿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但也受到地域和环境的局限。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朱崇实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2]164的办学思路。这种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办学思路提出以后，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广泛认可，凝聚了全校的力量。厦门大学也正是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坚守“精英教育”的教育理念，经过长期努力，成为具有较高办学质量的高校。

明确办学定位最根本的是要把它分解为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具体来讲，可以将办学定位和远景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举措，如学校的特色定位、水平定位、学科定位、培养定位等。这就为高校在明确办学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更好地指导办学治校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把办学定位和建设目标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依据科学的办学理念，确立合理的办学定位，形成明确的办学思路，下一步就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钟秉林认为：“制定高校发展规划，首先要跳出学校看学校、跳出教育看教育，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趋势、新挑战和新机遇，这是制定发展规划的重要前提。”[5]30在具体的办学治校实践中，高校应该制定具有特色的发展规划，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提出“三支队伍做规划”的工作方案。第一支队伍是由从北京请过来的专家组成。第二支队伍是由学校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组成。第三支队伍是由学校规划发展处牵头组成。最后，上海交通大学形成了由“一个总规划”和“八个分规划”组成的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的过程，是一个调动大家积极性、发动大家关心学校的发展过程。[4]200-201实践证明，规划的实施对推动上海交通大学的快速发展很有效果。很多高校采取了这样的工作方法，围绕学校的发展规划（一般为十年），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全校上下进行广泛讨论；集中各方智慧，逐步形成得到大家认同的发展目标；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确立能够凝聚人心、激发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发展规划。俞立中认为：“一个中国的大学校长，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校长一定要能很好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形成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然后转化成为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体现每所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思路的重要方面。”[2]128

确定科学合理的办学发展规划，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提出几个时髦的理念口号，形成一套华而不实的工作方案，而是要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的精神和勇气。瞿振元认为：“明确了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后，紧接着就要明确怎样办这样的大学的问题。这是不能靠喊口号解决问题的，而是既要有清晰的思路，又要有踏实苦干的精神。”[2]203张德祥也指出：“作为一个大学领导，我认为，要善于做两个方面：第一，必须去谋划，谋划要超前一点；第二，要有勇气，要勇于实现这种谋划。”[2]61中国农业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正是在科学的发展规划指引下，充分发扬超前谋划、踏实苦干的精神，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学校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实现错位发展是地方高校的科学选择

地方高校的数量在全国高校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何实现适合自身特点的办学思路，是地方高校领导面临的一个普遍性挑战。钟秉林提出：“大学的发展，我认为目前要强调科学定位，各安其位，多样化发展。切忌高校之间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4]115对于地方高校的领导来讲，在明确办学定位时，尽量不要和历史悠久、水平很高的综合型大学相同，而是应该实现错位发展。有高校领导提出了要“自己站一排、成为唯一”的办学思路。韩宝平指出：“我们经过反复研讨，在分析了地域位置、区域高校生态的情况下，决定徐州工程学院必须走‘错位发展’之路，而且是全方位的‘错位’。”[6]169周激流提出：在构建学校平台时要体现三个发展：第一个是错位发展，第二个是整合发展，第三个是创新发展。”[6]208以上两所地方高校对办学定位的探索，为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凝聚了全校上下的力量，在培养适应地方需要的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由此可见，错位发展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应该成为地方高校领导的思想共识。实践表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通过错位发展，都可以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谢维和提出：“层次和水平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绝对不是说高层次等于高水平，低层次等于低水平。低层次的大学同样可以通过为服务对象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和产品而达到高水平，而高层次的大学为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也可能是低水平的，并不因为层次高就一定是高水平，或者层次低就一定是低水平。”[7]

综上所述，在高校办学定位方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高校的办学治校实践中，精准把握符合国家需求、适合学校校情的办学定位是首要战略。高校应该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这个核心目标，在把握时代方位的基础上，明确继承学校传统、突出学校特色的办学定位。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的高校只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探索适合学校传统和特点的办学思路，并把明确的办学定位、办学思路具体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工作举措，才能实现错位发展、高质量发展，从而形成布局合理、结构科学、层次协调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总格局。

二、探索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所有高校的核心职能和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多所高校书记校长总结了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从多个层面探索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高校应精心培养好每一位学生

在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方面，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局优化问题，不可能由一所大学来完成，而是应该由众多不同办学定位、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大学共同完成。胡海岩指出：“每所大学应找准自身办学定位，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培养某一类人才；而不是趋同化，培养所有类型的人才。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该积极探索通识教育，培养有发展后劲的将帅之才，引领社会发展；对于其他大学，则可以选择专业教育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某种折中，培养其他层次的人才。”[8]11这种人才培养理念体现了鲜明的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走过精英化阶段，但不少高校领导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仍然倡导“精英教育”。朱崇实指出：“我理解的精英应该是既有高尚的理想，愿意为自己的国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同时又脚踏实地，能够无私地、包容地团结周边的每一个人，带领他们去实现这个理想。”[4]328因此，他主张一定要有一批大学以培养“精英”为目标。如果中国没有一批以此为目标的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李未也提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目标是“全面素质教育”，实际上做的就是“大面积精英教育”。[4]158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上，要关注每一个学生，这关系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是为一部分学生服务，还是为全体学生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教育理念的问题。黄达人提出：“大学的本质在于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曾经有老师说，在一流大学，只要把100个学生中的前25个培养好就足以保证学校的声誉了。但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应该关注每一个学生，因为他们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就是100%。”[2]19这一教育理念得到了很多高校书记校长的认同，并运用到实践中。

（二）综合型高校人才培养应突出扎实的基础、开放的视野和全面的素养

综合型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应体现出扎实的基础、开放的视野和全面的素养等特点。南京大学构建并实施“三三制”人才培养新模式，其核心是把选择的自主权交给学生。时任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对“三三制”培养模式进行了总结，“三三制”就是把大学本科教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学校用在一年时间按照大类培养学生，不分专业；第二阶段，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进入专业培养阶段，时间为两年；第三阶段，学生在四年级时可以进行第二次专业选择，此时有三种选择方向，即专业学科类方向，交叉复合类方向和就业创业类方向。[9]1-5“三三制”培养模式体现了南京大学高度重视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和鲜明办学特色。时任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总结了本校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即体现精英教育、个性化教育、自由全面发展教育的“323+X”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即面向综合创新、拔尖创新和“双特生”三大类创新人才，通过“基础通识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两阶段培养，以“学术研究型、创新创业型和实践应用型”三大类课程体系和若干个支撑项目为抓手，促进学生学术能力、创新创业及就业能力的大幅提高。[10]1-4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均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三）理工类大学人才培养应形成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理实紧密结合的特色

理工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应体现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理实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侯建国总结了中国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与方法，提出：“三结合、两段式、长周期、个性化、国际化等人才培养理念与方法。”[4]263具体来说，“三结合”是指通过科教结合，给予学生面向科技前沿的机会；通过理实结合，提升学生原始创新能力；通过所系结合，优化学生成长的全过程。“两段式”教育是指学生在学校学习基础课程，接受通识教育，确保基础教育的宽、厚、实。在学校的国家级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国外名校接受联合培养，参与科研实践，形成专业知识“精、新、活”。“长周期”是指对优秀学生实行本、硕、博的长周期培养。“个性化”是指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主动性、目的性和有效性。“国际化”就是要推动多种形式的学生国际交流及联合培养。

西安交通大学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也很具特色。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提出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四项重大改革，提出“2+4+X”人才培养模式，即建立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工作坊”，推行本科生“书院制”，倡导“体育精神”。这四项改革被称为该校人才培养“四步曲”，贯穿了人才培养的“基础、创新、实践、管理、文化”全过程，形成对人才培养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思考和实践。[4]125西安交通大学经过历届领导班子的不断奋斗，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四）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应该注重扎根地方、突出应用、关注实践能力

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中，地方高校更应注重扎根地方、突出应用、关注实践能力等普遍性特征。汪明义总结了四川理工学院宽口径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他提出：“人才培养的‘五个结合’：一是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特点；二是健全人格和社会担当相结合，体现出人才培养的社会使命感；三是创新思维与批判精神相结合；四是民族意识与全球视野相结合；五是职业操守与专业能力相结合。”[6]187石培新总结了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人才培养经验，提出：“‘学校对接地方、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证书对接职业’四个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6]283孙玉坤总结了南京工程学院制定的“倒推路线法，一体化设计”的人才培养方法，以前制定培养方案的指导思想是“我想培养什么样的人”，现在学校的指导思想是“社会需求什么样的人”，所以要“倒推”，倒推主要分三步：一是行业协会、用人单位、毕业生进行调研，了解就业岗位分布及相应的知识能力要求；二是依据知识能力要求决定课程设置；三是通过校企综合论证。[6]152这三所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和方法，既各具特色又有共性特征，值得地方高校借鉴和学习。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高校的办学治校实践中，应该紧紧抓住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依据各自的办学定位和优秀传统，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路径，形成适应国家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培养模式，精心培养好每一个学生。

三、倡导自由探索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科学研究

当今世界，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加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知识储备和强大技术支撑，积累了推进科学研究的丰富经验。

（一）科学研究应该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胡海岩认为：“科学研究是非常艰辛的工作，也是非常快乐的工作。艰辛来自求真，快乐也来自求真。从事科学研究，要有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执着精神。对某个科学问题的研究，可能需要夜以继日、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地探索，才能取得进展。没有对科学的热爱，就很难做到坚持不懈；而有了发自内心的热爱，就会有执着的信念，就会在探索中感受到快乐。”[8]281当然，科学研究既倡导依据个人兴趣而进行自由探索，又应该把学者的研究兴趣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紧密联系起来，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科学研究。

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有争强好胜的精神和国际视野。时任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虽然身处西部，但主张应该保持永争第一的豪气。他认为，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而理科的研究必须走向国际，不能关起门来搞。[2]96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的激励下，兰州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和科技部第一次公开SCI刊发文章数量排序，兰州大学位列全国高校第三名。[2]97侯建国也提出，科学研究要有国际视野，“对于基础研究成果，我们的衡量标准和评价标准也要国际化，直接对接世界水平和标准，不能强调特殊性。”[4]272

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黄伯云提出：“论文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只写论文而不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要始终坚持把科学研究和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始终把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放在第一位。遇到大的工程项目，都是学校全面地抓，全校多学科协同解决大问题。当时我们提出的‘五大’，即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大贡献，就是要发挥大学的重大作用，使大学对国家某些领域的发展作出贡献。”[2]269正是在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的驱动下，中南大学在有色金属、机械、材料、医学、轨道交通等领域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应该遵循不同的研究原则

高校科学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两大类，两者既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性规律，也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遵循更为具体和特殊的研究原则。黄达人认为，基础研究可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影响，应用研究则能够增强学校的国内显示度。“没有应用学科，大学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就无法显示出来；但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基础学科，也就不会有真正高水平的应用学科，在这二者之间应该求得一种不相偏废的平衡。”[11]

在高校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既应该充分认识其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又应该有严谨的学风与平和的心态。侯建国认为，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探求自然规律、拓展人类知识，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捡贝壳”式的自由探索研究，它更能体现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另外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目标导向”式的重大专项研究，像国家的“973”计划、“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这种方式要求大学发挥其多学科和人才汇聚的优势。[4]271他进一步指出，不管何种方式，基础研究都有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需要研究者具有“十年磨一剑”“板凳坐到冷”的精神，需要严谨的学风与平和的心态。

在高校开展实践应用研究，既应该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的迫切需求，又应该充分发挥高校的独特优势。许智宏认为：“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大学同样应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关键是要使我们的教授、研究人员熟悉市场、了解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针对国家和社会急需的应用研究领域，找准结合点，努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发展社会生产力、造福社会作出贡献。大学应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何况在当今很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也在变得模糊。”[12]

（三）产学研合作是解决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有效路径

在科学研究领域，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场从科技创新到市场化的接力赛，需要各个环节的接续努力。胡海岩指出：“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创新，再到工程实现和市场化，犹如一场接力赛。要取得冠军不仅需要有一流的起跑选手，还要有一流的第二棒选手、第三棒选手，最后由一流的第四棒选手冲刺。目前，人们较为重视由第一棒选手所完成的重要科学发现或原创技术发明，重视由第四棒选手所完成的工程实现，但对第二棒选手、第三棒选手所从事的技术科学或工程科学研究重视不足，已呈现许多问题。”[8]74这实际上指出了当前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较低的根本原因，值得高校深思。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科学研究方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高校的办学治校实践中，应该高度重视发挥科学研究这个重要职能。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主动对接国家不同的重大战略需求，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对接相对应行业的紧迫需求，遵循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的不同规律，倡导自由探索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原则，探讨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模式，主动融入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来。

四、发挥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获得支持和发展

高校作为知识分子的凝聚地，是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同样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高校领导认识到了高校的这个重要职能，并在实践探索中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一）高校能够发挥思想智库作用

洪银兴认为：“一个大学它不仅要出成果，更重要的就是大学的创新成果的价值在哪里，没有应用就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只有应用才知道自身的价值。如果应用越广，那么它的价值越多越大。不参与社会发展，也就不知道其价值大小。实际上，参与社会服务就是在实现大学的价值。大学的价值既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体现大学的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方面，不然大家看不到大学对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4]289-290南京大学自1997年开始举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为江苏省的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咨询，被誉为江苏省委和省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二）高校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李培根总结梳理了华中科技大学在社会服务方面的经验：朱九思任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时期，学校获得中央和地方资源的能力一样远不如其他学校，朱九思提出要“敢于竞争，善于转化”的发展思路，善于转化包括怎么把不利的条件转化成有利的条件，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把理念转化为行动，把理想转化为现实等。周济提出“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在学校社会服务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可以说华中科技大学通过服务社会，融入区域、地方经济的发展，学校作出了贡献的同时，也发展了自身。[2]228这样的实践经验值得其他高校借鉴。

（三）特色高校能够服务相应行业的科技需求

特色高校服务相应行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真本领。黄伯云总结学校在服务行业需求方面的经验时提出：“我们这些学校有一点是很强的，就是特别清楚行业的需求是什么。在这方面，中南大学始终把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放在重要位置。所谓社会服务，就是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行业，为国家的强盛，为民族的振兴，为人民的福祉，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说是好大学、高水平的大学。”[2]267严欣平也提出，行业院校与原行业主管部门在行政管理层面“脱钩”后，应该通过真情回“娘家”，“真情回归就是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方式真心实意回到行业，让行业了解你的行业情结没有变。主动融入就是从点滴起步、从配角开始，主动融入行业的发展中去，让行业认同你还能做成事情。这样我有真情又能干事，难道行业还不欢迎我吗？慢慢地，学校行业的特色就会鲜明起来。”[6]95由此可见，有真本领，真心为行业服务，才能实现特色高校的发展。

（四）地方高校在社会服务中能够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地方高校能够把地域劣势转化为科研优势。杨涛指出：“优势劣势要辩证地看，远离中心城市对人才的引进、招生、就业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这是劣势。但作为拥有300万人口的安康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只要融入地方、服务地方，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凝练自己的学科专业特色，进而形成办学特色，这就能化劣势为优势。因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环境中，最能决定大学办学命运的是学校的办学特色。”[6]361他例举了安康学院在安康市和中国农科院共同建设“中国富硒产品研发中心”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典型事例，充分表明地方院校可以依靠科技服务，变地域劣势为发展优势。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高校的办学治校实践中，应该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这个重要职能。不同类型的高校都应该坚持以自觉服务社会来谋求社会给予的更大支持、以主动作出贡献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的原则，通过加强智库建设为国家贡献思想智慧，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服务相应行业科技需求积极融入行业发展，在服务社会中获得更大的支持，实现高校更高质量的发展。

五、自觉担当文化传承创新的新职能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基本职能。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被拓展为高等教育的第四个基本职能，赋予了我国高校新的时代使命。我国高校书记校长积极探讨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一）高等教育基本功能的重大拓展

杨叔子对把“文化传承创新”拓展为高校的四大功能之一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指出：“在高等学校中，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大功能都是同文化传承创新分不开的，而且在本质上，就是高级文化传承创新的体现。之所以将‘文化传承创新’单独地提出，既有着丰富的现实涵义，又有着深刻的战略意义。这不仅因为前三大功能不能全部包含‘文化传承创新’，而且在今天，社会越进步，政治越文明，经济越发展，科技越发达，文化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凸显。”[13]王寒松也认为，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职能的新丰富和新发展，是培育人才的客观需要、促进科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14]6

对于如何充分发挥高校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高校书记校长也形成了一些共识。顾秉林、胡和平认为，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应该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指导地位；应该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围绕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优良文化传统和科学精神等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应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主动引领社会文化思潮，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15]朱庆葆认为，大学要自觉承担文化传承创新使命，成为知识和思想文化创新的策源地或发祥地，在学习、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思想理论创新，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不同文明对话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扩大开放的桥头堡。[16]

（二）高校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探索

为自觉担当起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不少高校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实践探索并形成了值得借鉴的模式。王树国指出：“文化传承创新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一样，有其自身的模式和规律，结合多年的高等教育领域实践体悟，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凝练、融会、导行、创新’是文化传承创新的有效模式，也是以文化人的必经途径。”[17]具体来讲，文化传承创新就是通过凝练文化精髓积淀形成大学精神，推进文化传承内容与传承载体有效融合，达到以文化人目的，将文化认同转化为实际行动、价值追求和道德坚守，实现文化的自觉传承与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文化创新，使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坚定文化自信。兰州大学等高校十分重视把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与本校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用本校自成立以来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文化传统教育和感染学生，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诠释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实现以文化人和文化传承创新的目标。[14]

（三）所有高校都应该高度重视人文教育

在高校承担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一些高水平理工类院校的领导举起了重视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加强人文教育的大旗。杨叔子提出：“没有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将永远愚昧落后；没有人文教育，人类将堕入科技进步带来的文化黑暗及社会灭亡的深渊！”[18]4-5与之相呼应，张德祥也指出，大连理工大学要重视发展文科，不是因为个人的学科情结，大连理工大学要想走得远、发展得好，除了发展理工科外，一定要重视文科建设。理工科院校发展文科，可能会形成很多文科院校无法形成的交叉学科，文理交叉，文工交叉，可以为繁荣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2]73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建设，重视人文教育，这些思考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

针对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和人文社会科学被边缘化的现状，张岂之认为：“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浸润，就好像大学没有绿色环境一样，干枯贫乏，教育功能将难以全部实现。因此，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被分离很长时间以后，今天适当强调人文文化的重要性，以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还是应当的。”[19]5-6由此可见，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深度融合，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高校人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高校应该自觉担当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责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成为知识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或发祥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充分发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科学精神等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六、积极发挥高校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20]其中，国际交流合作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之一，不少高校在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作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

（一）一流大学建设应该对标世界标准

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进程中，一些高校常常与国内同类型的高水平院校相比较，恰恰忽略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前面的“世界”二字，忘记了“瞄准世界一流”这一重要目标。李培根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的标杆是世界一流大学。简单地讲，只有瞄准世界一流大学，今后才会成为中国一流大学。如果现在只瞄准中国一流，以后就成不了世界一流。[21]俞立中也提出，推进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就是要在国际高等教育大平台上审视和谋划自己，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规划，在已有的评价指标上做文章。如果不是在大学理想和大学长远发展的高度上思考问题，我们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国际化战略不只是看与国际交流合作的规模，更重要的是高校发展要有一个国际化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谋划学校未来的发展。[2]127他们的这些思考和认识，值得“双一流”建设高校深思。

（二）科学研究应该在国际化上持续下功夫

瞄准世界一流水平，推进高校的科学研究，应该在国际化方面持续下功夫。黄伯云主张，大学的国际化很重要，我们自己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是做不出什么的。世界是流通的，所以要真正使国家变得强大，还必须在国际化方面下很多功夫。一方面，国外有好的东西，我们要好好地去学习、交流。另一方面，国外也在关注我国的科学研究。比如美国铝合金行业虽然具有世界最高水平，但美国一直在跟踪了解我国的铝合金研究工作，国际著名的美国铝业公司还在我们中南大学设立了专门奖学金。[2]275通过与国外高校的深入交流合作，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同时，我们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显著进步和科学技术、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校在国际交流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瞿振元指出：“十年前，或者二三十年前，我们派出去的人员，主要是学习，是当人家的学生，特别是向欧美学习。但今天的跨文化交流，我们已成为同学，成为伙伴，一起发展。”[4]70因此，高校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对高校发展意义重大。

（三）地方高校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地方高校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表明地方高校同样可以在国际化方面大有作为。蔡敬民总结了合肥学院与德国教育界合作的经验，通过选派学生到德国留学学习、借鉴德国先进教育理念、举办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论坛、申报欧洲研究课题等方式促进学校发展，特别是为安徽省当时最大的外资投资项目——德国大陆轮胎入驻合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6]131叶高翔总结了浙江科技学院开展中德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做法，介绍了学院在中德合作中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应用型、国际化”两个鲜明的办学特色。[6]225-226秦和介绍了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强化内涵发展，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外语外事人才的经历，特别是在地球村的建设方面，该学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充分发挥了跨文化交流的作用。[6]326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高校应该在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拓展国际视野，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科研合作，深化各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深化不同地区的文明对话，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高素质人才，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总之，改革开放40多年来，高校办学治校的这些生动实践积累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丰富经验，凝练成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教育思想，一定会有效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也一定会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占据应有的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郝清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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