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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论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兴废
来源:《浙大教育学刊》    阅读数:1635    发布时间:2024-07-23    分享到:


摘要:作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不能因为中等师范学校的消失而质疑或否认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教育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随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而不断更新。在着力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教育学不能再局限于师资培养之学,而应致力于人的生长与发展、形成与塑造。从学科发展大局出发,教育学本科专业需要改变对师范专业的依附,超越将教育学视为师资培养之学的局限,明确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业的定位,一方面致力于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科的发展培养后续人才,另一方面为促进人类发展而普及和传播教育学素养。

关键词:教育学;本科专业;师范专业;学术性;职业性;人类发展


在教育学历史上,其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师资培养有关,但在如何参与师资培养的方式上,各个国家有很大不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教育学作为职业性学科,较少设置本科专业,其教育学院大多为教育研究生院,招收来自其他学科的本科毕业生,因而教育学专业也大多为研究生专业。有志于从事教师职业者可以在本科毕业后选择到教育学院攻读教育硕士,有志于从事教育研究者则可以在硕士课程的基础上继续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在中国,则教育学不仅是一个学科门类、一个一级学科,还是一个本科专业。教育学院或教师教育学院不但为其他学科的师范生提供教育学类的相关课程,还通过设置若干教育学类的本科专业直接参与师资培养。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开放性教师教育体系中,教育学只是为师资培养提供部分相关课程,较少直接培养教师,学科建设的远大目标致力于通过教育服务于人类发展,师资培养只是其辅助功能。在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下,教育学的学科视域虽也经常触及教育改革与发展,但对于人类发展的关注远远不够,政府和民众对教育学最大的期待,仍是服务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

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基于中国教育学学科专业设置的现实制度安排,又要超越其不合时宜的学科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并破除民众和政府对于教育学只是一个培养教师的学科这一趋于固化的社会想象。若不考虑现有的制度安排(教育学既是学科门类,又是一级学科,还是本科专业),完全基于理性设计的知识体系亦难以具备实践解释力,也无法获得行政和社会合法性。若不能超越旧的学科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不能以人类发展为愿景,充分张扬教育学的想象力,“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可能成为“过时”的知识体系。


一、关于教育学本科专业的争议

在起源上,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西学,但自近代传入中国以来,得益于儒家文化对“师范”传统的推崇,教育学通过与师资培养相结合,逐渐成为一门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教育学在我国不但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还在高校设置有大量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其中的教育学本科专业独具中国特色。


在我国,作为一个本科专业,教育学最初是应中等师范学校师资培养的需要而诞生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设置教育学本科专业主要是为了给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培养师资。而奇怪的是,我国中等师范学校在20世纪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截至2010年,除了极少部分的幼儿中等师范学校之外,全国已基本上没有用以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但教育学作为一个本科专业依然普遍存在。虽然华东师范大学在1999年率先取消了教育学本科专业,是全国第一个取消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大学,但“星星之火”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至今,全国开设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仍有上百所(2019年为137所),入选教育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高校也有数十所(2019年为29所)。


近年来,关于是否要设置教育学本科专业,无论在学界还是在实践界一直存在争议,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取消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都大有人在。支持取消一方认为,教育学本科专业之所以仍存在,主要是因为高校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以及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缺乏强制退出机制,等等。反对取消的一方则认为,教育学本科专业真正需要的是改造,过于激进的做法不利于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事实上,在我国教育学本科专业之所以被设置并能够持续存在,绝不是用高校的思想保守、本科专业缺乏强制退出机制,以及其他任何单一的原因可以简单解释的。虽说“凡存在即合理”有些绝对,但至少教育学本科专业在我国高校的存在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植根于我国独特的学科专业制度以及教育学在我国学科分类中的特殊地位。那种基于某种思维定式,把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强行与中等师范学校师资培养简单对应并绑定的僵化、静态的线性的思维,才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一)关于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功能之争

教育学本科专业的确曾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过师资,当时也的确是为了给中等师范学校培养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的师资而在相关高校专门设置了教育学本科专业。但事物的发生史或形成史与现在史、未来史并非一回事。换言之,过去如此并不意味着现在如此,现在如此更不意味着将来也如此。对于教育学本科专业的设置,我们必须从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教育学本科专业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师资是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的政策选择,这种本科专业设置的规定性只是教育学本科专业可以实现的诸多人才培养功能之一种,并非教育学作为本科专业合法性的全部来源,更不是唯一来源。换言之,教育学本科专业并非只能为中等学校培养师资,它也可以为小学培养师资或者不培养师资,到底是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师资、为小学培养师资,还是不培养师资,更多的是一种政策选择。本质上,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的合法性深深植根于教育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和独立的学科门类的合法性。


在我国现行学科专业制度下,各学科门类下设置与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同名的本科专业近乎通例,而不是教育学科的特殊现象。因此,只要教育学还在为自身的学科合法性或学科承认而努力,只要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还在持续进行,教育学本科专业作为人才“母机”就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其他学科、专业或教育学类的其他专业,也可以通过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的方式为教育学培养学科建设者和学术接班人,但没有“科班”的训练和贯通式的培养,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将缺乏深厚的学术底蕴,难以完成必要的知识积累。以我国现有最新的本科专业目录为参照,就像哲学门类下的哲学类专业不能没有“哲学”本科专业,经济学门类下的经济学类专业不能没有“经济学”本科专业,法学门类下法学类专业不能没有“法学”本科专业,社会学类专业下不能没有“社会学”本科专业一样,教育学门类下的教育学类专业也绝不能没有“教育学”本科专业,否则教育学就难以成其为教育学或称之为教育学。


(二)关于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就业之争

目前,除了观念保守或强制退出机制匮乏之外,批评高校设置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另一个现实理由就是就业问题,即教育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缺乏明确的就业去向或对口岗位。但事实上,就业问题并非,也不能成为高校专业设置的唯一依据或最重要的依据,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如此。科学、技术和工程类专业较容易与就业联系起来,人文社会科学则更多是提供通识性教养。如果所有本科专业的设置都要充分考虑就业需求,那么高等教育将成为“职业性”教育而不是“高等的”教育,本科教育将会出现“舍‘本’逐‘末’”。通常来说,高校的本科专业设置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性专业,另一种是学术性专业。职业性专业意味着该专业在工作世界中存在着清晰的与之对应的工作岗位,比如小学教育专业之于小学教师、学前教育专业之于幼儿园教师;学术性专业意味着该专业除了学术职业外,在工作世界中没有清晰的与之对应的工作岗位,比如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本科专业,并没有清晰的与之对应的就业岗位,但其毕业生又可以适应或胜任很多岗位。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本科教育兼有通识和专业两重性,其专业设置不可能完全是职业性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学术性的。如果本科专业的设置完全是职业性的,其将失去高等教育之所以为“高等”的合法性;其专业设置若完全是学术性的,也将难以满足社会需要,会丧失存在的实践合法性。本科专业的设置既要兼顾社会需要(政治论哲学),也要有利于完成学术传承(认识论哲学)。


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学术性专业和职业性专业的比例,既要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又要充分考虑学科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体而言,学术性专业和职业性专业都可以为就业或工作做准备,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适合学生的发展。当前,在就业思维和职业导向下,将原本应是学术性专业的教育学作为职业性专业来发展,是制约教育学本科专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事实证明,作为应用社会科学,教育学科的定位是职业性的,教育学类本科专业的设置也需要以职业性专业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教育学类本科专业都只能是职业性的。作为教育学之所以为教育学的根本,教育学本科专业像其他学科门类与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同名的本科专业一样,原本也应是学术性专业,但受专业缘起以及对口就业的影响,教育学本科专业作为师范专业,日益“职业化”,其培养目标与小学教育逐渐趋同。而教育学本科专业一旦与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趋同,其作为教育学类本科专业的学术性,就不再必然是比较优势,而是成为某种被人诟病的缺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界,哲学类专业没有或很少听说有撤除哲学本科专业的讨论,经济学类专业也没有或很少听说有人鼓吹要取消经济学本科专业,其他如法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都有与之同名的本科专业,也没有看到像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存废问题一样,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尤其是在教育学科专业内部存在巨大分歧,“取消论”甚至盖过“改造论”。究其根本,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与取消,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并在教育学科内部产生巨大分歧,还在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似乎教育学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无需要设置学术性本科专业。这种认知无疑是一种偏见。无论基础性学科还是应用性学科,都是相对的。基础性学科中也存在应用的成分,应用性学科中也有基础的部分。教育学虽是应用性学科,教育类学院虽然属于职业性学院,教育学类本科专业设置也具有明显的职业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学就没有学术性,更不意味着教育学不能或不需要为人类知识生产做贡献。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还是一个本科专业,教育学的合法性来源,绝对不只是为学生的就业或职业做准备。“一个学科存在,除了使用的价值,它还取决于对社会的贡献。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一道确保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它提供的不仅是社会服务,还将为人类的精神贡献良多。”只要我们承认教育学是一门需要传承和训练的高深学问,教育学本科专业就像其他学科门类与学科同名的本科专业一样,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教育主管部门、高校领导层和教育学科内部,在教育学门类下以不好就业为借口,将教育学本科专业从教育学类专业中主动删除,那么此举对于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无异于“自毁长城”“自废武功”。


二、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重新定位

在理论上或理性上强调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重要性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如何办好教育学本科专业则是另一回事,二者同等重要。理性的认识不能取代本科专业的改进,本科专业的改造也不能回避理论的或理性的自觉。如果我们在理论上不认同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就不可能办好教育学本科专业;但在理论上意识到论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兴废了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在实践中我们就一定可以办好教育学本科专业。在逻辑上,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论和方法论,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在本体论上,教育学本科专业是教育学之所以为教育学的根本;在认识论上,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需要因应教育学科的发展而更新。基于此,在实践论和方法论上,当教育学整体上囿于师资培养之学时,教育学本科专业也需要定位于培养师资;当教育学在师资培养之外为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甚至是促进人类发展而需要提升更多人的教育(学)素养、需要培养更多高层次的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时,教育学本科专业就需要或必须从致力于师资培养的职业性专业,向致力于造就教育人和教育研究者的学术性专业转型。如有学者言:“在教育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代教育学本科专业需要从五个方面来重点建设:明确兼具学科化教育和专业预备教育的二元复合性本科专业定位;确立与更高层次教育学科专业学习更加对接的培养目标;在通识课程基础上全面建设二元复合性专业课程体系;面向建构本研贯通培养方式而积极加强与高层次教育专业学习的联结;建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方向选择’的系统化专业学习评价框架。”如果我们在本科教育中不能合理区分学术性专业与职业性专业的差异,不能跳出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的就业思维与职业取向,不能从学科发展的大局来重新审视学术性本科专业存在的必要,那么教育学本科专业就不可能实现重建和新生。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教育学大有可为。其不仅可以为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基础教育师资,还可以培养适应教育现代化需要的教育人。新形势下,为适应教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应逐渐淡化师范取向,并明确学术性专业的定位。那种为适应就业需要和职业导向,勉强将教育学本科设置为师范专业或通过变通申请师范专业认证的做法,模糊了学术性专业和职业性专业的边界,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利于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教育学与师范教育有关,就将所有的教育学类本科专业都师范化。尽管教育学确实是一门服务于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的应用性学科,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也的确是教育学获得学科合法性的最坚实基础,但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绝不能只有师范性,必须要有学术性。师范性或许可以保障教育学持续向下扎根,但只有学术性才能使教育学不断向上生长。实践证明,唯有师范性(职业性)与学术性兼顾,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才能够实现既“顶天”又“立地”。历史上,教育学是应师资培养之需而诞生的,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的目的,也的确曾是为了培养中等师范学校的师资,但经过百年的发展,当下教育学的边界早已拓展为人的生长与发展、形成与塑造,乃至于人类发展,而不再只是为了培养师资。李泽厚先生认为,“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面向未来,如果我们承认教育学的学科边界需要不断拓展,如果我们仍然期待教育学能够拥有像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崇高的学术地位,那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教育学类专业不能全是职业取向的师范专业,而是必须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设置的一般规律,以服务人类发展为目标,坚持设置能够为学科发展奠基的学术性本科专业。


就目前而言,所有教育学类本科专业中教育学本科专业无疑是最适合为教育学学科发展以及人类发展奠基的。正如张斌贤教授所指出的:“教育学本科专业改革应摆脱过去‘以就业而论专业、就本科而论本科’的思维定式,树立整体、大局和战略观念,从教育学科建设,尤其是未来教育研究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局出发,构建由教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三级学位所构成的教育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统筹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不同阶段的人才培养工作;要将教育学专业当作教育学科人才培养完整体系的基础部分,制定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或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完整的培养计划,通过贯通或一体化培养,造就不同层次的教育研究专业人才,实现教育学专业的重建和新生。”以此观之,当前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很多不具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的高校也普遍开设了教育学本科专业,并按师范专业进行招生和培养,使得教育学本科专业的学术性被职业性所遮蔽,但其职业性又只是一种“伪职业性”。强化教育学本科专业作为学术性专业的定位,一方面可以借鉴研究生专业设置中学术性学位和专业性学位的划分,将教育学类本科专业中学术性专业和职业性专业分开设置;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调整设置教育学本科专业的门槛或条件,以保障其学术性。有学者就主张,“非师范高校不设教育学院,非师范大学不设教育学专业”。教育学本科专业的设置,从“量大”到“质优”的转变是必要的,但将师范大学与教育学院和教育学本科专业的设置挂钩稍嫌简单,此举既不利于教育学本科专业吸引优质生源,也不符合当前愈来愈多的综合性大学设有高水平教育学院的事实。作为学术性专业,教育学本科专业设置的最主要参照指标,应是学术水平而不是学校类型。比如,可以考虑仅在具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设置小而精的教育学本科专业,不具备条件的高校只能设置教育学类专业中的其他职业性专业。


当然,本科教育中所谓学术性专业并非不需要考虑就业需求,职业性专业也不意味着将来不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学术性与职业性既是相对的,也是相通的。在人职匹配日益多元化的情境下,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已是新常态。为应对工作世界的持续变革,学术性本科专业也需要能够满足职业需求,职业性本科专业也需要进行学术训练。就目前而言,就像哲学本科专业、经济学本科专业、历史学本科专业、心理学本科专业、法学本科专业、社会学本科专业、民族学本科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等,都可以造就社会需要的高层次人才一样,教育学本科专业也有其专业比较优势和现实需求。那种认为教育学本科专业注定是“最后的晚餐”的看法,完全是在用旧的、僵化的眼光看问题,反映了某种学科自卑心理。如果我们能够超越教育学乃师资培养之学的旧共识,不再仅以培养中小学师资来框定教育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那么当下是否需要设置教育学本科专业将不成其为问题。唯一需要探讨的,就是教育学本科专业如何高质量发展。


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阶段,本科专业的设置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由市场供需来决定,而是要将之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服务于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知识整体的一部分,教育学绝不仅仅是教育学的教育学,它也是其他学科可以共享的教育学。在本科人才培养中,教育学本科专业不仅可以滋养和奠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也可以为其他学科的本科人才培养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展望未来,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教育社会”将从愿景成为现实。相较而言,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以物的再生产为中心,以培养“工业人”为使命,那么教育社会将是以人的再生产为中心,以培养“教育人”为宗旨。在以人的再生产为中心的教育社会中,在以教育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中,教育(学)素养将成为所有人必备的核心素养之一。因此,教育学的学科内涵与边界也必将从师资培养之学向人的生长与发展、形成与塑造之学,乃至人类发展之学转型。在教育社会,伴随教育学内涵的更新与学科边界的拓展,教育学本科专业将不仅为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奠基,更要肩负起为人的生长与发展、形成与塑造引航的重任。“如果教育按照卢梭的说法是‘为人生’,那么我们就要检测当前教育中在解决生活问题时还有哪些无力和缺失的地方。比如,每个人都会遇到如何面对错误、假象、不公、人文理解和不确定性等问题。”基于此,在走向教育社会的过程中,教育学无论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一门学科,还是一个本科专业,都将不仅负责“解释”并改进基础教育师资的培养实践,还要广泛参与并跨界融入“人的生长与发展、形成与塑造”的整个过程,并以促进人类发展为终极目的。在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进程中,以积极参与和努力跨界为目标,教育不但要为社会服务还要赋予人生以意义。伴随学校教育向大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融会贯通)和终身教育转变,作为一项软技能,教育学的知识和思维将不局限于教育学本科专业,而是成为更多学生抑或所有人都必须具备的一种横向素养,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在为了教育、通过教育并依赖教育的教育社会中,“教育学+”将成为教育(学)素养在人的生成与发展、形成与塑造中扎根的关键进路,通过与其他本科专业的交叉、组合,教育学本科专业可以更广泛地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王建华,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原文刊载于《浙大教育学刊》2024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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