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深受时代特征影响的动态过程，它不仅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结果，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互动的产物。在时代特征背景下，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阐明了其中的复杂性，提出了重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包括辩证处理知识体系的时代性与超前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工具性与思想性、模仿性与自主性。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时代特征；知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其历史与社会生成来看，高等教育时代特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动态关联，受特定历史事件与重大社会变革的影响。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可以对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作出不同的判断。

　　从高等教育发展动因看，生产力的显著提升是影响高等教育时代特征的主要力量。近现代以来，高等教育先后在工业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显著的时代特征。工业化对实用知识及其人才的需求增长，强化了高等教育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信息化打破了高等教育的时空界限，赋予了高等教育的数字化特征。智能化利用了知识资本的无限性和再生性，使科技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原动力，将高等教育建成知识经济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产业。

　　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看，规模扩张是引发高等教育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近现代的高等教育在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演进中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只是面向少数人的“高质量”象征；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量的增加成为其显著特色，与之相伴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

　　从高等教育价值视角看，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是蕴含其中的一对既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关系。早期大学注重学生在人性或理性方面的发展，强调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象牙塔”的隐喻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生动写照；现代大学成为牵引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高等教育服务与推动社会的全方位发展被发挥到极致，追求实用与效率成为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

　　历史经验证明，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是形成与建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依据。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高等教育，积累了不同的知识体系，推动知识体系的不断发展，而知识体系的更新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下一个时代的知识积累，形成螺旋上升的发展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向和价值取向。例如，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强调专业技能培养，知识经济社会的高等教育注重创新能力培养，智能化社会的高等教育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特征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也会反过来影响和改变高等教育实践。

　　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高等教育知识逐步积累的过程，其知识积累和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速度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呈正相关。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发展比较缓慢，高等教育实践及其知识积累也就相对缓慢；近现代以来，伴随社会加速变革，高等教育知识积累在“知识爆炸”时代快速膨胀；时至今日，高等教育的知识积累在技术加持下正处于持续扩充中。从历史演进中可以看出：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才有机会发生重大变革，才能为其高等教育知识积累提供充足的来源，才能确保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从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生长或个人认知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自省状态或集体共识。但在现实中，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建构明显滞后于高等教育的时代变迁，这种滞后性在我国极具特殊性。即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只有百余年，高等教育知识积累的时间并不长且多移植于西方，导致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受到限制。相比而言，欧美各自通过高等教育发展的千年时光与三百年时光，才为欧美高等教育知识积累提供了坚实基础，形成了具有欧美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知识与时代的一致性。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在于切中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诉求。为此，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建构应该根据时代发展趋势，把握时代的战略机遇，以新的时代特征要素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学的知识结构与体系。与此同时，需要意识到当代高等教育所处的时代与以往任何时代完全不同，当今时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不确定时代，是一个不断加速的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解构甚至“撕裂”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动。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建构需要突破传统的认识论局限，树立以解释性、批判性和建构性为特征的新认识论基础，为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基础。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与学科知识积累

　　构建高等教育知识体系，尤其是“自主”的中国高等教育知识体系，必须深刻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我国高等教育的萌芽很早，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史很短。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形态既可以说是自主的，也可以说是舶来的；既可以说是强大的，也可以说是不成熟的；既可以说是完整的，也可以说是断裂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尤其是高等教育实践与西方相比具有明显的“后发性”，以往我们没有利用好“后发优势”是因为确实不具备许多前提条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条件越来越充分，已有能力回答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

　　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首先，从历史角度看，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西方列强冲击下被动开放的产物，西方教育模式和思想对传统教育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问题。外部压力引发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断裂”，如古代书院到近代学堂转变的断裂，私立（民办）大学发展的断裂，计划与市场的断裂，数量与质量的断裂，制度与文化的断裂。其次，从文化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深受传统观念影响。“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限制了教育的创新与发展。许多优秀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尚未得到充分吸收和有机融合，导致高等教育的延续性不强。尽管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有所启发，但本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要基于本国体制和社会变革，从时代出发给予相应的创新。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复杂性。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国家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要标志。但从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角度看，高等教育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相适应的现象。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具有多维知识结构的战略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在按照原有知识体系和方式方法培养学生。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滞后性与不敏感有关，从而在知识体系建构上存在“惰性现象”。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视角看，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极大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性。高等教育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成为所有职业的入职门槛。但在普及化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始终紧盯传统学生，忽视了非传统学生群体，出现了就业难，扩大非传统学生是未来的方向。

　　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复杂性。高等教育的存在价值分为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价值观。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具有不同的偏好，由此构成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始终难以解决。在西方，大学曾被称为“象牙塔”，在我国，大学长期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在我国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我国今日提出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的龙头地位，是基于中国百年发展的总结，高等教育社会属性的不断彰显催化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力度。高等教育活动具有学术性与功用性两大特征，学术性是源头，功用性是手段，学术性不必完全服务于功用性，但学术性是功用性的重要基础。功用性可以推动学术性，但过分强调功用性可能会挤压乃至伤害学术性。重申高等教育知识积累的价值，既要“重申高等教育活动的学术性”，也要“重申高等教育活动的功用性”，即高深知识的学术性如何被人类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价值？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复杂性。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三个方面。其中，办学体制的复杂性尤为突出。国家办学曾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也可以说是制度优势。但在这一制度下，部门办学和行业办学的存在使得高校类型和层次出现分化，各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展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导致高等教育机构在开展教育活动时，既要体现共性要求，又要满足各自的特殊需求，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解决高等教育治理的复杂性，关键在于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合理分类。只有解决了分类问题，才能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此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的复杂性也不容忽视。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大学生专业选择的个性化，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学生群体。如曾经“泛滥”的清考制度和目前对升学率的追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对一流大学的虹吸效应，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稳定性。

　　我国高等教育模式对西方依赖的复杂性。现代大学源自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其高等教育体系历经近千年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假设我国依旧按照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子走，那么现在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已经足够用了。殊不知，我国高等教育在许多问题上与西方有明显的“时间差”，正是“时间差”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履维艰，也导致了引入后的“水土不服”。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既需要汲取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经验，也应融合本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需求，否则，“形似神不似”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这个“两难”选择的阶段。我们既要强调自主，也要重视借鉴。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讲，借鉴是我们走向自主的红利。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的复杂性是全方位的，从观念到制度，从治理到评价，从外部到内部，都与复杂性的形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造成复杂性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我国高等教育承担了太多社会责任，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延伸到高校，实在是无法承受之重。当然，高等教育需要承载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如需要将职业规划、创新创业教育、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等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但不是全部。我国高等教育在承担社会责任这个话题上是“双重缺失”，既缺乏应该承担的责任，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科技创新，也承担了许多不应该担负的责任。

　　正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复杂性，使得其知识积累既有工业化时代的，也有后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苏联的和美国的。根据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正在从关注人的发展转向为国家服务。正如普林斯顿大学150周年校庆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发表了题为《为国服务的普林斯顿》（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演讲，号召大学“为国家服务，为所有民族服务”。从其历时性与共时性来看，在高等教育最初的知识体系中，主要概念和理论都是围绕大学的属性展开，如大学是一个学者共同体，主要是研究高深学问者。而今天对大学认识是“社会的服务站和动力器”，这种转变与国际间的竞争紧密相关。

　　我国高等教育的复杂性是历史与现实叠加的产物。这些复杂性既深嵌在高等教育的体系中，也催生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新关系或矛盾，如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需求与供给、数量与质量、本土化与国际化，这些新的关系或矛盾都需要重新认识和解决。严格说来，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实践；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实践，就有什么样的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知识体系既是对现实的观照，又是对现实的超越。

　　三、重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

　　面对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采纳一种全面而深远的系统性方法论。不仅要深刻洞察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更要前瞻性地预见未来社会的教育趋势；既要尊重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发展的内在规律，也要充分考量不同国家的教育特色和文化差异，以确保其普遍性和适应性。具体而言，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作为建构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原则。

　　一是要辩证处理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时代性与超前性。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要求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要在特定时期有一定的超前性与预见性，高等教育学既依托于时代，也应超前于时代。只有当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生发于具有时代特征的高等教育实践，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才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方法论上，要将“时代特征”作为一种目的意识，通过对高等教育实践的理论性分析和系统性总结充分揭示高等教育学的时代之变。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数智技术浪潮，无疑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学习模式。然而，时代发展的技术逻辑越强烈，我们越能感受到高等教育活动被困在了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我们只是学会了运用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先进工具，但思维与方法仍停留在过去。例如，通识教育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媒体，但在理念层面并未真正触及通识教育的核心内涵。因此，人们所揭示的高等教育时代特征往往是当下高等教育实践的表征，并非一种终极的或一劳永逸的解释。构建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离不开对时代特征的考察，也离不开超越时代的考量。

　　二是要辩证处理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学科作为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体现了对特定领域现象和规律的系统化抽象。一门学科的成熟，大多是在概念体系上达成共识，并从共识概念出发构建学科的知识体系。但就中国高等教育学而言，由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历史较短，对高等教育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从表层到深层，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深化过程。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而言，在高等教育概念上甚至会出现见仁见智的认识，导致共识性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难以形成。因此，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是构建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赋予了高等教育学独特的学科属性，它不是一门纯粹理论性的学科，而是一门面向现实、指导实践的应用性学科。因此，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高等教育实践，构建新的认识论基础。通过新认识论的指导，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将更加紧密结合实践，为高等教育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导。确保高等教育学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动态、双向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提升理论的实践解释和指导效力，构建起一个结构严密、内容丰富、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

　　三是要辩证处理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工具性与思想性。研究方法是学科知识体系理论化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到西方工具理性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使用上出现了工具主义倾向，以实验、实证、模型等为代表的研究方法成了“科学”的代名词。不可否认的是，实证研究方法确实帮助高等教育研究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但是高等教育研究也因此出现了封闭化、形式化和工具化的问题，反而越来越趋向于关注微观的“神经末梢”式的研究问题。微观实证主义在研究方法中的强势性使得大量高等教育研究陷入对完美数学模型的形式追求，反而扼杀了高等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特殊性，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变化中的“真问题”。

　　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要关注“真问题”。例如，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张，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的个性化教育转向了普及化阶段的批量化生产，当下的“真问题”又重新回到了更高层次的个性化人才培养上，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恰恰由于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对象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人，因此许多高等教育活动无法像经济活动一样简单地用工具测量或是数字表征。不妨说，无论是研究中国高等教育，还是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最忌讳的就是用工具性代替思想性。当然，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完全忽视工具性是不现实且有失偏颇的，我们也并不是否认实证方法或是数字模型的重要性，而是想要指出研究高等教育“真问题”不能一味地从形式上追求方法。高等教育研究不应该是工具主义主导，而应是问题导向下的、具有批判意识、超越工具性的存在。

　　四是要辩证处理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模仿性与自主性。近代大学产生于欧洲，近代高等教育的概念和理论也大都带有欧洲大学的底色，如导师制、书院制等；现代大学产生于德国，拓展于美国，二战后的高等教育概念和理论也大都有着它们的痕迹，如社会服务、学术自由等。反观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演进，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民国时期模仿的是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模仿的是苏联，改革开放后模仿的是美国，每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印记。其中，较为厚重的痕迹是苏联模式。此外，清末民初以来，学术界掀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提倡用西方的学科理论来整理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和思想传统，也深刻影响着近现代中国人文社科的发展，并映射到高等教育学知识建构的过程中。从我国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进程来看，一方面，西方的高等教育概念为我们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打开了一扇“思考之窗”；另一方面，以潘懋元、朱九思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的知识积累，也为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土壤。

　　无论是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强调自主，也离不开借鉴。当然，中国高等教育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一是逻辑起点存在差异。西方的价值属性先于现实属性，最初关于高等教育的概念是关于大学的，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知识立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现实先于价值的，如高等教育救国思想、高等教育强国话语等。二是研究范式存在差异。西方重理性抽象，中国重具体具象。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差异，中国学术研究往往崇拜西方理性，殊不知，这一盲目追随正如“削足适履”，在学习西方研究范式的同时，也丢失了自身优势。三是发展过程存在差异。欧洲高等教育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三百余年，中国高等教育只有短暂百年，这是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并且中西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具有根本差异，这是发展过程的特殊性。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西方的时代划分与中国不一致，西方大学的历史与中国不一致，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大学也不一致。

　　高等教育的时代特征决定着高等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时代特征不同，知识体系也迥异。清末以来，中国被迫纳入了世界知识体系，原有统一性的知识体系被打破，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开始了艰辛的重建过程，在追赶世界学术潮流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工具主义倾向，急于求成的研究心态，使得研究范式与研究对象脱离。因此，我们必须在模仿和创新中找到平衡点，既要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更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

【邬大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郭玉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