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3年是高等教育学纳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科目录40周年，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创立30周年。30年来，专委会一直倡导和持续关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其间发生的研究主题转向，虽然带来了理论研究弱化、研究议题弥散等问题，但也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空前繁荣。推进学科建设是专委会的责任与使命，必须追随和牢记老一代学者的学科使命感，坚持学科自信与理论自信，以有深度的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或再学科化推入新阶段。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的前身是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1992年12月，在高等教育学纳入国务院学位办学科目录即将进入第一个十年之际，厦门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会上，潘懋元先生提出动议，主张建立“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组织”，得到与会者的广泛赞同。于是，围绕该组织的设立，会议迅疾组建了筹备组。经过大半年的筹备，1993年10月19—22日，第二届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与会者就该研究组织的命名、宗旨与运行展开了充分讨论，并通过了章程，宣布“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成立之后，在1993—2005年间，先后组织七次会议，加上厦门的预备会，共召开了八届学科建设研讨会，随后以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学术年会的形式实现常态化运行。2005年，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属的二级分会，研究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

一、倡导理论研究是专委会持续关注的议题

专委会的成立，得益于潘懋元以及刘佛年、朱九思、汪永诠、余立、薛天祥等老一辈学者的开拓之功。尤其是潘懋元先生，对专委会的成立与快速发展可谓功勋卓著。1993年成立大会的会议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在大会上，潘先生便明确了学术立会的宗旨，提出创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各培养单位之间的交流、组织与培养工作，凸显了研究会作为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交流的中介枢纽功能和作用。加强理论研究，探索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属性乃至理论体系的建构，应是研究会持续关注的议题。学科理论体系建构是潘懋元先生念兹在兹的心结所在，早在厦门筹备会上，他就提出了个人关于高等教育学科的基本认识，认为高等教育学是属于教育学下的分支学科，具有应用即服务于实践的取向与属性；因为涉及领域、对象与议题较为广泛，它又具有学科群性质。针对学科合法性所关涉的理论体系建构议题，潘先生提出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互联系的三个体系的观点，即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经验体系、工作体系）、课程体系。立足当时学科发展与理论研究的现实状态，他审时度势，提出应该把知识的积累即知识体系建构作为重点，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虽然已经越过了初创阶段，但还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进入成熟阶段。潘先生强调，探索高等教育活动的一般性规律、建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也是研究会持续开展工作的目标。

研究会创办之初的几届学术年会，讨论的主题聚焦于学科建设。1995年汕头会议的主题为“在新形势下需要重新认识的基本理论问题”，会议重点探讨了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进展，同时关注当时因为形势变化而出现的相关热点问题，如“211工程”、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联合办学、招生考试和教师队伍等，研讨议题逐渐趋于多样。1997年天津会议的主题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服务”，会议的重点依旧为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建构议题，但针对当时学科体系建构中出现的抽象探究倾向，潘先生特别提醒：理论研究不能坐而论道，要做到求真与求用结合，重视理论成果的转化；强调要着重开展有关高等教育体制、高等教育思想和教学改革方面的研究。这再次凸显了他一贯坚守的理论研究要服务于实践、高等教育学学科具有应用属性的基本主张。

1998年的烟台会议，大致代表了研究会研讨主题风向的转变。在当时一度由信息技术和因特网兴起所带动的全球“知识经济”风潮涌动中，考虑到高等教育即将面临的巨大社会背景变革，在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级专员王一兵的动议下，当年会议确立的主题为“知识经济与大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会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适应社会变革和服务社会，应成为研究会关注的核心议题。他提出，围绕会议主题，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不必强求集中于某个问题开展讨论”。由此开始，学术研讨会的定位逐渐走出原来聚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小众偏好，研讨主题大为拓展，开始更多地结合高等教育的形势变化与现实需求。在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正处于全面扩张初期，快速发展也引出了众多新的问题，特别是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等问题。于是，诸如大众化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大学精神、招生并轨与收费制度、高等教育财政、高等学校办学体制等众多议题逐渐受到研究会的关注。由此，研究会的研讨主题开始走向综合化，关注议题领域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具有面向政策变革与现实实践的应用取向。

2001年，研究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换届大会，此次年会参会人员规模超过了200人，会议上潘懋元先生卸任理事长，由杨德广教授继任。卸任后的潘先生始终关心研究会工作的开展，特别关注它在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建构中的独特作用。针对年会主题的日趋综合化和研究应用色彩的日趋浓厚，他不时对新一届理事会给予提醒和点化。如于200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换届大会上，作为名誉理事长的潘先生在大会致辞中提道，“近年来，高等教育应用研究的味道较浓，而从学科角度出发的理论研究有所弱化，专业委员会（当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笔者注）如何进一步明确定位，特别是如何体现与其他分会的区别，需要大家深入思考”。2010年12月，专委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新的换届大会，杨德广教授卸任，由张应强教授继任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潘懋元先生在此次大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先后做了讲话，他寄语新一届理事会，提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既要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要注重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坚持‘两条平行轨道有所交叉地前进’”的要求。

如此不难体会潘先生对专委会的角色期待，特别是在研究方向日益多样化和应用色彩日益浓厚的背景下，专委会如何能够坚守创会初衷，在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独特作用，成为潘先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2011年石河子大学年会召开之前，潘先生也对张应强理事长再次提出了如何明确学科定位和应对理论研究弱化的问题。是故，当年年会的主题确定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与挑战”，参会人员就“如何评价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水平，开创新局面”展开了大讨论。事实上，尽管专委会年会的主题范围与风格有所变化，但30年来围绕学科定位、理论体系建构与方法论的研究，始终是每年会议都会涉及的话题，只是在特定政策变化背景中，它不断地得以凸显，甚至形成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中的一种特有的焦虑与忧患意识。例如，在2008年于宜昌三峡大学召开的年会中，周川针对高等教育研究理论性不足问题，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是应当时的社会需求而‘早产’的，具有先天营养不良、发育过程催熟等特点；……体系多于问题，感想多于实证，假说多于学说，发表多于积累，写作多于研究”。2009年在云南大学召开的年会中，董云川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功利化取向，问题意识与方法规范不足；李均则认为普遍存在研究“重问题、轻理论；重宏观、轻微观；重现实、轻历史；重国内、轻国际；重追随、轻前瞻”的倾向；高耀明则揭示了研究中存在的关注热点、过于明显的政治与行政导向、缺少理论、微观研究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伴随国务院学位办出台的按一级学科管理的政策调整，由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知识碎片化与理论研究不足问题所引起的反思与争论也达到了巅峰。在2011年会议之后，学界围绕高等教育学是学科还是领域，它的学科属性是多学科、跨学科，是经典学科、现代学科，是教育学下属分支学科还是一级学科抑或是交叉学科等问题，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与争鸣，这场讨论至今还在延续。

二、客观评价专委会早期主题聚焦与转向的历史效果

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确不同于一般教育学，无论在研究对象、活动内容还是方法规范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也是为何多年来人们围绕其学科归属与定位聚讼不断之缘由。但是，抛开不同时期人们的主观意图，单纯从历史客观效果角度来审视，潘懋元先生在早期将其定位于教育学下的分支学科，应该说有其发展阶段的合宜性。作为一个开创性学科，从无到有，由于缺乏更合理的参照，以教育学为参照框架，至少在短期内为学科立足或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与其他传统学科先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再有规范的课程体系的情形不同，高等教育学则是在理论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之际，通过借鉴一般教育学的既有框架和相对成熟的课程体系，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培养方案，开设了诸如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比较高等教育、中外高等教育史、大学课程与教学等课程，从而迅速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为后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至于研究会早期对完整理论体系建构的探索，虽然在今天还是一个难题，但它在建设初期至少为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也为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合理化依据。

自1998年烟台会议后，专委会对学科理论体系建构议题的研究的确有所淡化，而更重视开展围绕现实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如今来看，这一转向的确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潘懋元先生所忧心的理论研究弱化问题，还有研究议题愈加弥散，研究的政策导向性与热点关注有余，而持续性的聚焦和深度研究不足，知识日趋碎片化而不是体系化，多学科介入与交叉以及方法多元导致传统学科建构所必要的逻辑线路更加不清晰，不同领域或方向各行其是，甚至出现裂变和分家的趋势……，如此等等。也正是这些内部因素以及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一度导致了2010年后关于学科危机与危机意识的大讨论。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转向其实也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短时间快速发展和空前繁荣的动力源。面向实践和围绕形势与政策需求的研究，拓展了研究主题与资源，扩大了参与的群众基础，使研究队伍迅速扩张。如果说作为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在中国的诞生，用邬大光教授的说法是“堪称奇迹”，那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拥有如此庞大的队伍规模，一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则可以称之为“奇迹中的奇迹”了。故而，从历史效果角度来评价，我们不难想象，没有这一转向，高等教育研究或许还依旧滞留于小众性的理论偏好，是否有这种奇迹的发生也未可知。

目前，在我国高校，拥有高等教育学硕士或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究竟多少？2023年通过对专委会理事摸底调查，粗略统计约有80所，其中博士授权点约40所，这些学位点单位的专业教师队伍粗略估计有900多人。该数字虽然并不精确，但大致反映了目前学科布局与队伍规模的基本轮廓。当然，如果把非学位点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纳入统计，则规模更为可观。与此同时，专委会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年会的参会规模由最初50多人到如今800多人，至少在体量上体现了学科与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成长，也多少实现了潘先生要求专委会充分发挥交流、组织与培养作用的创会初衷。当然，我们不否认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潘先生关于从学科角度开展理论研究弱化的问题，这也是目前专委会责无旁贷要面对的难题。

三、推进学科建设是专委会的责任与使命

经过40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方向或领域已经得到全面拓展，学科内部甚至出现了分工与分化格局，如研究生教育、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高等教育评价、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如此等等。研究层次由早期相对宏观转向中观与微观，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特征日益突出，研究风格与方法取向愈加多元。相较于创会初期，专委会要发挥其组织与交流作用，开展学科理论体系的探索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一个基本的理性判断是，即使在今天，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恐怕依旧处于潘先生早期所认为的发展阶段，还远未达到成熟阶段。在此，姑且搁置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如是经典学科还是现代学科、是一级学科还是交叉学科等议题。我们认为，在推进学科建设和完整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道路上，专委会需要持续倡导开展如下工作。

第一，继续加强宏观层次研究。中国特殊的文化、制度与体制，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无法回避国家宏观政策变化的现实。在越来越复杂和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如何能够以超前眼光，结合经济社会、人口结构、科技与国际政治关系变迁，主动开展有前瞻性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以更好地服务于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形势要求，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高等教育专业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所在。然而，由于政策多变、周期短和热点过于变幻莫测，研究者如果缺乏基本的定力和适度超越的立场，宏观层面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从而难以对国家与社会层面的体制性和系统性难题有深度理解和把握，更无法为重大问题解决提供理论与专业支撑。如周川教授所言，在今天，宏大主题的研究依旧不可或缺，要体现其“登高望远与正本清源”的境界。适度超越，就需要研究者能够立足全球视野和本土意识，对现实中存在的根本性与系统性问题展开自主性、反思性和富有想象力的研究，并对既有政策效应做客观评价和理性分析，以扎实可信的成果来引导舆论，进而影响决策和决策执行过程。

第二，全面丰富中观与微观层次研究。邬大光教授提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应该从系统层次转向中观与微观层次的组织研究，“以具体的实践为基础构建对高等教育学的理论认识”。中微观层次研究具有两个面向：一是通过立足日常现象或经验观察，开展大量问题取向的理论探究，以此来全面丰富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二是服务于实践者的研究，为行动者提供可供选择的理论装备。中微观层次研究的核心关注，在于人的发展需求、人的心智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唯有聚焦于“人”，方能透视组织及其制度运行通畅或不畅背后的底层逻辑，进而由下而上揭示其与宏观系统之间的勾连。中微观层次研究的质量，取决于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数据采集和信息的丰富与精确程度，以及研究方法和工具使用的合理性。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方法日益多元、研究工具愈加精致的倾向，这无疑是一个向好的趋势。但是方法和工具必须服务于有价值的问题研究，它不仅是真问题，而且富有思想与理论的启发性或实践参考价值。我们不得不反思现实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方法至上主义——徒有方法与形式的精致，但研究内容与结论却极为平庸。

第三，加强自我研究。回顾40多年的非凡历程，高等教育学学科取得快速发展的诀窍，既在于外部环境的现实需求所提供的动力，更在于学术共同体的开放包容。因为开放，才有了思想的包容与多学科的融合；有思想的争辩、实验乃至竞争，才有持续的知识创新与积累。知识不是理论的同义语，它往往具有情境化乃至个人化意味。而理论则具有去情境化的抽象性，它未必是普适性的，但至少是范式意义的共识。然而，没有理论取向的知识积累，就不可能有理论的生产，更不可能达致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目标。是故，我们倡导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能够适当聚焦，发挥各自专长，以跨学科视野，在特定领域或方向乃至特定主题上开展长期持续的深度研究，形成不同领域与方向的知识积累与探索性理论建构。只有这样，才能如张应强教授所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或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才具有其集体“整合”的可能性，进而逐渐展现其多层次、多类别但彼此之间又存在有机联系的理论轮廓。

在此同时，我们尤为钦佩部分甘于坐冷板凳的学者。他们长期持续开展高等教育学史以及学科理论的元层次研究，承担有关基本概念的澄清、相互关系的逻辑推演与理论体系构建等工作，为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大厦的探索性构筑打下基础。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与理论体系建构，需要专委会发挥其作为合作交流平台和枢纽的作用，加强学科点之间的沟通。一方面，集结众多有专长有积累的学者，探索理论的整合研究，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调查研究、经验交流和共享，在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建设上逐渐形成基本共识。寻求学科人才培养的共识，这本身也是完善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2006年，在浙江师范大学与北师大珠海分校，专委会前理事长杨德广教授曾组织召开了两次针对高等教育学硕士与博士学科点建设的专题会议，全国高教机构协作组也曾多次组织会议研讨，该项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深入。

2023年是高等教育学纳入国务院学位办发布的学科目录40周年，也是专委会创立30周年，40年的学科建设过程发展迅速，留有潘懋元及其他前辈学者们的深刻烙印，30年的专委会壮大历程则是一个交织着兴奋与焦虑乃至阵痛的过程。回首过去，尤为值得我们去追随和牢记的，是老一代学者的学科使命感；展望未来，则需要我们坚持学科自信与理论自信，以有深度的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或再学科化推入一个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极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谨以此文缅怀潘懋元先生以及其他前辈，也与几代学术同行共勉。

作者简介：阎光才，教育学博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浙大教育学刊》2024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