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最早的办学目的主要在于知识传承和文化弘扬，教学和育人是大学贯穿始终的首要任务。十九世纪初期，世纪交替之际，全世界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共同的回顾反思期，形成了重视本科教育、回归大学初心、倡导专业整合、改革教学内容和技术、重视信息技术和实践技能提升的共识。

当前，我国高校管理基本是按照“学校—学院—学科&专业—干部、教师、学生”的层级模式，虽然各级的育人初心一致，但发展诉求各有侧重。而对于教学组织和管理来说，其基本规律应是“学科&专业—教师、学生—学院—学校”。在这种模式下，教师是主体、学生为中心，学科和专业是教学组织的基本单元，知识传承创新、人类文化文明进化和生活质量提升、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教学改革的标的。学院是教学工作的责任单元，也是实现科学、公平评价和教研平衡的关键，必须把握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向，对专业课程体系、培养过程、教学质量进行把控。学校提供资源配置方案、绩效评估原则，研究大学、学科和专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根据实际提出学科和专业发展、增减要求，指导和督促学院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当前，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如果单纯做研究，研究院所和企业可能比大学更“专业”。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首先必须关注教育。同时，对于人才培养的主体教师来说，教学是天职，属耗时费力的抱石上山过程；科研是兴趣和需求，是滚石下山过程；科学公平的评价和绩效体系就成了杠杆支点。为此，高校应始终把教育教学作为立校之本、强校之基和发展的生命线，在教师评优评奖、绩效评价、晋升晋级等方面，充分肯定教学贡献，切实形成教学与科研平衡、教学重于科研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强化“校院系（教研室、课程组、教学中心、实验实训中心）三级建制、两级管理、重心在院”的教学管理体制，深化基层教学组织和教学团队建设，增强学院的教学管理自主权，让学院真正承担起教学管理、改革、审议和决策的职能。要充分用好评价和绩效体系这一杠杆支点，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全校树牢“把钱花在教学、花在学生成长上是最值得的投入”的思想观念，加快培育和弘扬优秀育人文化。

当今世界，一切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问题都不是依靠单一的、基于“理想模型”的教育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由多学科多领域相互交叉、融合支撑来合力解答。对于大学来说，学科是为研究而设的结构单元，专业是为教与学而设的单元，学科和专业是人为设定的，学科是专业的研究平台、专业是学科的教学界面，它们都是人才培养的基本组织。学科设置因科研方向的灵动和问题导向的需求而易变，专业设置则因知识传承的相对滞后、教学体系建设的周期性、用人单位的理解性等原因而缓变。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来看，从斯坦福大学1998年推出“Bio-X计划”，到哈佛大学2007年成立第一个“跨学院系”——干细胞与再生生物学系，再到2022年5月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将“推动跨学科、超学科的开放和交流”列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六大变革方向之一，多领域交叉融合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建设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学科专业建设，密集出台了一批加快交叉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政策文件，加速推进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育人。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2022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创新交叉融合机制”等重点任务。截至2024年1月，全国新增了量子科学与技术等39个目录外一级交叉学科点和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等6196个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点。

高校应遵循学科底层逻辑，按照“强化学科交叉、淡化专业壁垒”原则，创新探索面向对象或问题的学术组织设置模式，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甚至院系组织体系，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创造交叉环境生态，形成问题导向的综合知识传授和实践训练体系。要整合资源搭建交叉平台，鼓励不同学科的师生深化交流、互鉴互促，以一流科研成果反哺一线教学，合力开发体现多学科融合的校本课程，不断提高跨学科培养人才的意识和能力。要重塑教育教学组织形式，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立完善与科技前沿技术领域相关、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连接的微专业、跨学科课程等体系，有针对性地扩充学生的跨学科知识、提升工程实践能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人类社会将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在这个智能时代，大学与社会的“围墙”将被打破，大学不仅要保持思想和文化引领上的“象牙塔”、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发动机”地位，还将更多关切贫困、教育、健康、环境、气候、生态、资源等全球经济、文化、文明和永续共生问题。

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等教育的开放，不仅体现在突破以地域边界为代表的物理“围墙”开展全方位交流合作，更应体现在人才培养各环节联动、各要素集成、各主体协同等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改革，体系化推进教育教学组织模式、培养机制、内容方法、理论实践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显著提升。但客观来看，我国高校仍不同程度存在着广义上的“开放”程度不高、内涵不深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招生—培养—就业”联动不够，课程体系、模块和内容、教学技术、教材建设缺乏系统性，本研贯通尚未实现连续学程与育人要素贯通相统一等。

高校应依托于信息技术广泛汇聚国内外优质教育和创新资源，加速提升优质课程供给能力，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教育”新生态，为学生创造多资源开发、多情景展现、多形式交流的学习环境。要着眼人才培养全周期，加快优化“招生—培养—深造—就业”育人链。在这个链条中，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学&研”的质量；培养质量决定招生、深造和就业水平，后者是人才培养质量的直接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高等教育“鱼”“渔”兼授的必然要求，旨在使学生具备应对未来生活和职业挑战的基本素质。要注重课程、教材、实践以及考核指标等的整体性、模块化建设，构建适应“数字一代”大学生认知规律，适应科学前沿拓展、技术发展需求的教学内容、模式和载体，健全完善本研长周期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有步骤地引导学生“精深并重”学习。同时，要不断改进“思政课程”的教学形式，使之与“课程思政”相协同，在不同的阶段给予学生“入汤有味的盐”，真正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成才。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世界大势、时代所需，并将成为提高高等教育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关键。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将逐渐成为像数学、哲学一样的基础性通识课程。同时，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均衡化也将在信息化技术的赋能下，以数字化教育的形式获得推进。2023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技术运用于教育：谁来做主》（《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 tool on whose terms》）指出，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实际效果受整体环境、教师意愿和准备程度、教育水平和国家收入等多种要素影响；“技术融入教育”重点应该放在学习成果上“为改善学习助力”，而不是放在数字输入上。这更加强调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理性原则，为数字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我国大力部署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成了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数字化的标准规范，持续做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在全球数字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但客观来看，我国教育数字化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以教师综合素养与教育数字化发展协调性不够为主要矛盾，这极大影响了数智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效能。

高校应遵循教育的数智化特性，加快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围绕教师“精准教”、学生“个性学”这一目标努力提高教师适应数智时代的综合素养，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思维方式、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知识再生产能力、数字素养和技能等，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数智化的教师队伍。要增强教师育人自觉，进一步强化教学实绩在教师荣誉体系和考核评价中的主导作用，提升教师的教学成就感，促使其由“要我教学、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教学、我要发展”的主动追求。对于教学活动，课堂是否精彩依托于教学技能，是否有效依托于教学经验，是否有内涵则依托于教学知识。要加快构建完善融通教师职前和职后教学能力发展体系，有组织地组织教师交流、培训、进修，切实提升教师的教学专业水平和多媒体互动交互教学能力，引导教师主动为学生提供问题导向、集成式的知识学习过程，不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和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