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胡小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六盘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师

【文章摘要】大学西迁是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独有现象，西迁形成的“大学精神”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百年积淀，也是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宝贵财富。文章基于中国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院系调整时期以及三线建设时期的迁徙活动，总结了西迁的精神体系。中国大学以宁死不屈的民族主义、战天斗地的革命主义和豪饮风雪的英雄主义，谱写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西迁”既是中国大学精神谱系中独特的“坐标”，也是唯一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大学精神。这种独有的中国大学精神，是“中国式大学”的“底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大力弘扬“西迁精神”。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体现了“文化不可丢”的共同信念。中国百余年高等教育发展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百年迁徙体现了“弦歌不可断”的大学精神，承继了“牢固凝聚”的中国文化基因，她是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发展的苦难写照。

2023年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和中国国家版本馆，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一部迁徙史，半部大学史。三次大学西迁是在宏大的历史情境中的战略转移和战略调整，为了维系中华民族的文明存续，为了配合新生人民政权的社会建设，为了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潜在风险，中国大学以“文军长征”的民族气魄，以战天斗地的革命主义，以豪饮风雪的英雄主义，兀自辗转，谱写了西迁精神为核心的“中国式大学”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

一、西迁精神的历史由来

中国大学“西迁”是一个特殊的意象。我国近代新式大学产生以来，由于缺乏稳定的环境，中国大学就处在迁徙、拆分、合并、改名、停办、复校等运动中。中国的大学迁徙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除了播迁台湾和在台复校，以及21世纪以来的高校东扩，主要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之外，其余包括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和战后回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系学科调整和院校布局调整、三线建设时期的高校外迁和回迁”在内的三次迁徙，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其涉及高校之多、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是显而易见的。三次迁徙主要方向是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因此，“西迁”既是中国大学精神谱系中的独特 “坐标”，也是唯一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大学精神。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必须以“中国式”的方式，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完成“中国式大学”的现代化转型。精神为历史之注脚，为文化之锁钥，为传统之附丽。“西迁精神”是“中国式大学”的“底色”，显现出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为了中国”的大学情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努力弘扬“西迁精神”，使得中国大学能够在中华文化的关照下，在民族救亡史诗的徜徉中，在国家复兴浪潮的涌动里，自觉自信地镌刻进“中国式”的精神基因。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版图上，交通便捷、经济富庶、人文鼎盛的东部孕育了庞大的大学集群；广大西部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淡薄，鲜有大学的存在。只有理解了跨越东西部区位的差异，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大学西迁的意义。因为，“说到人物活动的空间，以及故事展开的背景，没有基本的历史氛围，很难驰骋想像”。“卢沟桥事变”前，我国有108所高校，其中大学42所，学院36所，专科学校30所。其中，上海各类高校27所，北京16所（包括内迁的东北大学），广州8所，天津7所，武汉6所，南京5所，仅北上广地区就占比47.22%。

因此，国民政府在制定战时教育政策时有意识地对东西部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均衡配置，调整区域布局以培植“抗战建国”力量。例如，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先后重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重组高校直接以“西北”命名，表达了永久扎根“西北”的意图。抗战胜利后，“教育复员首为大学之迁回”，为了做好复员工作，高校需要“顾及地理上的平衡发展，达到合理分布”。但由于“涉及高校为了保存大学生命而进行的不懈抗争”，推动复校运动，以及政府缺乏有效的政策执行能力，分布失衡问题依旧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共有高等学校205所。从地域分布来看，华东地区有73所，西南地区42所，中南地区35所，华北地区29所，东北地区17所，西北地区9所。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高校西迁是由“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和战后回迁”问题而来。为了满足现代工业体系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从1952年开始，国家逐步对院系进行调整。但1952、1953年的调整主要是在大行政区内进行，高等学校过分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状况没有得到解决。“北京、上海、天津等17座城市有高等学校97所，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50%，在校学生159920人，占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61.9%。”

1955年7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出，“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的需要，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过分地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应该逐步地加以改变”。同年，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关于“学校的设置分布应避免过分集中……高等工业学校应该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的指示，制定了《1955-1957年高等工业学校院系、专业调整、新建学校及迁校方案（草案）》，这便是“西迁”的由来。“西迁精神”则是“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投入大西北建设的时代洪流，生发出来的以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为主要内容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西迁精神的历史底蕴

只有诉诸以深远的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才能更好地锚定“西迁”的历史坐标，品读其中让人难忘的精神力量。因为，探讨任何一项教育的重大事件，“必须时时注意区分长期持续的运动和短暂的爆发，后者在其产生的时刻就会被察觉，而前者则在跨越一段时间距离后才能被发现”。将东部的大学迁移到西部，不仅是简单的空间流动，更是对既有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历史惯性的“集体调试”。

高校“西迁”过程中涉及的“院系合并、高校分拆、整体迁移”是对高校原有记忆、传统、历史的割裂，其严重性不亚于“停办”“撤销”。例如，抗战胜利后掀起的“回迁浪潮”和“复校运动”，说明了“大时代逃难的颠沛流离益发滋长了师生校友们对于母校的感恩与思念”，回到暌违已久的故地的愿望是那么的迫切，“安土重迁”的情感是那样地厚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环境已经趋于稳定，再对高校进行举校西迁的“大调整”，其困难可想而知。

正如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Ruth Hayhoe）所说，“50年代早期，中国在高等教育的知识分类和地区分布的重新设计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这在现代其他国家政府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因为这一工作要求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课程模式和属性角色进行彻底的改组，并且，这种改组要按照地区分布来进行”。

但是，胸怀大局的中国大学和学人对于“宏观规划的理性主义之梦是带着一种异常的彻底性来进行的”。因此，“一切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大局意识”既是西迁精神最重要的底色，也是其他精神要素的源头，其背后不仅承载了中国大学“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的优良传统，更体现了大学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倾肝沥胆的精神，以及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赤子情怀。

战时的大学内迁包括大部分东部沿海的高校往西部迁徙，以及部分高校在省内流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战时内迁”也可以称为“战时西迁”。同样的两次“西迁”，却蕴含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意义。“战时内迁”是战争形势下的被迫迁徙，由于国民政府对战争的长期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使得整个战时迁徙显得极为仓促和被动，但在迁徙过程中所产生的“内迁精神”无疑值得浓墨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高校西迁是主动的应对行为，是高等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宏观设计层面所采取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被动西迁”到“积极回迁”，再到“主动西迁”，反映了从“民族”到“国家”的价值转向，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价值向心力，消解了大学传统与国家需要之间的矛盾，协调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诉求，激发了中国大学和学人期待在党的带领下“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的意志和决心，他们自觉地以战天斗地的革命主义精神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建设中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因此，中央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扭转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无法解决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失衡问题，重塑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体系和布局。

三、西迁精神的历史价值

在新中国的时代进程中，中国大学携战时内迁精神的基因，怀新中国成立的激情，义无反顾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新的实践出发，以“山河壮游”的豪迈，书写了新中国大学的独特精神——西迁精神。置于中国大学的百年谱系，“交大西迁”这一重大事件对于形塑“中国式”大学精神底色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继往开来，前承战时高校的“内迁精神”，后续“三线建设”时期的“三线精神”，形成了思想合流，构成了完整的精神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西迁精神”涵摄了“内迁精神”和“三线精神”，从“战时西迁”被迫走进狭隘闭塞的内陆，再到“交大西迁”主动走进狭隘闭塞的内陆，这是一部大学精神史诗的壮丽书写。

另外，将“三线精神”和“西迁精神”置于纵向的时空，可以发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是“两大精神”的共有特质和历史延续，标定着一个民族国家大学初心不改的行动逻辑，展现着面对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的绰绰风骨。“西迁精神”的建构，并非偶然，具有历史的必然和必然的价值。

第一，西迁精神肩负神圣的教育使命。英国学者埃里克·阿什比曾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同为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国家，影响美国大学特色形成的关键是如何适应“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的现实需要，影响日本的是如何调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欧美近代精神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对立的矛盾。反观中国，在“环境”层面，如何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复兴，是深刻影响百年高等教育进程的核心要素，“西迁精神”直接将中国大学的个体记忆与民族历史融为一体，形塑了中国大学区别于西方大学的精神品质。“西迁精神”不唯交通大学所独有，像今天的很多百年老校，北大、清华、厦大、南开、天大、交大等，她们既是中国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兵，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学校的强大，不仅是物化的综合实力，更是厚重的精神品质。

时光拂过记忆的窗，百年校史所激荡的，是与民族共荣辱、与国家同命运、与人民齐呼吸的学校心理，进一步构建了强盛不衰的身份认同、舍我其谁的荣誉意识、风云竞逐的进取精神。美国学者布鲁贝克曾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哲学观”分为认识论与政治论。毫无疑问，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受政治论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是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的，当无法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时，大学是不能做到以追求纯粹知识为目标的，只能裹挟进动荡的社会大潮中去，脚踏万里河山，胸怀家国天下。“西迁精神”折射出的中国大学和学人强烈的使命意识，来源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对民族复兴的憧憬，具有自我图存的自然合理性和天然合法性。

第二，西迁精神饱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历次自然灾害、历次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形成了“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独特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道德追求，“横渠四句”的理想人格。透过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审视“西迁精神”，可以发现中国大学的价值观与中国价值观的同频共振关系，饱含深厚文化底蕴。“西迁精神”内在品质的形成也受“遗传基因”的影响。尽管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是舶来的，但大学组织的精神气质却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滋养。 “胸怀大局、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弘扬传统”的“西迁精神”体现的是“责任伦理、义务观念、群体意识、和谐追求”。这种独特的“中国式”文化价值观念，映射到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揭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不仅是给大学以文明，更重要的是给文明以大学”。确保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大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在一个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才更有可持续性。

正如陈平原对百年北大的评论，“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的院校，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第三，西迁精神折射本土的自主意识。中国自主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创造了自主的高等教育精神谱系。一方面，“西迁”是“迁徙”的一部分，也是“典型代表”。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在卫国战争中有过迁徙，从1941年10月开始迁往阿什哈巴德，1943年春就回迁了莫斯科，也仅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因此，相比世界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像中国大学这样，有过如此数量、如此漫长、如此曲折的迁徙经历。

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在移植外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建设的过程，自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创建120余年来，日本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都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被借鉴、被检验、被调试，力图寻找一条更加符合中国传统、中国现实、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与实践相伴而生的是浩瀚的精神力量，“西迁精神”被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感召作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物质极度匮乏条件下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全世界最多的在校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尽管个别方面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可妄自菲薄，没有量的累积，难有质的突破。重审当前的时代处境，“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处在前所未有的窗口期，但大国博弈加剧了国际局势的紧张，这和西迁时代何其相似。回顾“西迁精神”，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西迁精神”彰显了中国大学和学人奋发图强的自主意识，既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大学精神，更是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支撑。

四、结语

长久以来，我们缺乏从文化的高度来梳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和大学史的意识，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偷师”西方的一个世纪里，言必称欧美，以至于舶来的东西太多，本土化的东西太少，以他者为中心的关照，不自觉地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陷入了“镜像空间”。对于问题的讨论，更多是停留在政策、学科、专业、教学等基本要素层面，而对大学精神的探讨，也很难绕过西方的纽曼、雅思贝尔斯、洪堡、阿什比等学者，以及由此延展出的不同大学的治理经验。如前面所言，中国大学面临着与西方大学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情境和组织形式。

但是，我们缺乏对中国大学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高度阐释和大力弘扬；过去、现在和未来承担中国文明复兴使命的大学集体身份认同，也面临被西学东渐的各种潮流消解的风险。因此，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大学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厘清自己的既有资源，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为“中国式大学”的建设刻录进中华文明的基因和高等教育的传统。大学是一个有使命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精神的存在，如果让精致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而缺乏基本的精神关怀和社会同情，那将是大学诸元的黄昏。　

【来源：《江苏高教》2023年第12期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