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举世瞩目。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储集者、创新者、传播者及一定意义上的垄断者，对国家的兴衰和人类文明的进退具有不容置疑的决定性。基于这一学术观点去审视大学，不难发现，大学的改革发展不仅是顺应时代进步需要做出的理性选择，亦是大学认识到高等教育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后，不断完善、丰富并提升自己所做出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即大学文化理性引领的结果。我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大学文化发展建设及大学文化思想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历程”。有必要在本文开篇加以强调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大学作为文化属性的组织，当之无愧是国家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必须通过强化自身文化建设以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及文化强国建设，从而在“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及“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方面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大学文化及其思想研究因此有了更深远的意义。

一、关于大学文化认识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经历了从实践的“行”上升为理性的“知”、再由理性的“知”指导实践的“行”的发展完善过程。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文化的专门研究和系统建设已有40余载的历史积淀，重视大学文化已然成大学之理性自觉。

（一）大学文化概念与要素的认识及提炼

人们对文化的内涵及特征达成了如下共识。文化为人类社会所创造，由价值观念、社会符号、文学艺术、社会制度和物理环境等构成。文化创造的基础来自文化的积淀、传承与借鉴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文化创造提供的条件。文化作为对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导向作用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具有群体共有及共享之属性。文化发端于人类社会且依附于人类社会，极具复杂性，表现为：一则随依附社群的不同，文化呈现差异性；二则即便同一社群，其文化一致性及非一致性现象并存。基于前期研究成果，我们对文化概念定义如下：文化是社会创造的一切物质及精神的财富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以及人类为维持和满足社会之文明进步、组织之有序运行、丰富生活之需要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规制的、物质的产品，它们相互关联以各自的形态影响并决定社会及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及其质量。大学文化虽含有一般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但是对社会诸文化选择提炼其精髓并融入大学意志和个性的文化品类，是经大学历史的积淀与传承、选择与凝练、发展进步而成的高度成熟的并为大学组织及其成员所高度认同的以精神为核心的文化结构。

根据文化要素的层次及其属性可以将大学文化归纳为三种类型。其一，涵盖大学的价值体系、理想信念、思维方式、道德持守、学术精神及传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其二，对大学组织及权力构架及其运行机制做出规定的，包括大学章程等制度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其三，以大学的物理和自然环境、物质设施及包括诸如各类学术讲座等组织活动所构成的环境文化。三类文化构成一个以精神文化为轴心、制度文化居中、环境文化处外，看似关系松散，但层次分明且彼此相互影响的文化同心圆结构即文化有机整体，并共同对大学的办学治校育人施加影响。其中，大学精神文化对制度文化的构建与环境文化的营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见下图）

大学文化层次图

（二）大学文化的意义及作用讨论

大学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即大学文化的价值及其实践的具体效果。大学文化的意义可以解读为人们对大学文化的理性认识，而大学文化的作用则是大学文化价值实践的外在表现。两者分别属于大学文化的“知”与“行”，相互联系无法割裂。

其一，大学文化为大学奠定了守持大学组织的属性和规律办学治校的理性基础。所谓大学理性，即人们从文化视角对大学及其价值深刻认识后，对大学形成的文化自识，并据此在大学的办学治校育人行动中表现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律。故大学理性之首要，即认识并遵循大学的本质属性及价值规律，以获得并提升具有文化觉醒意义的大学文化自识。

其二，大学文化是大学组织不可或缺且不能被取代的育人要素。大学文化自身的属性特征在于，其以文化特有的非强制性教育的形态和形式，主要通过优良育人环境的营造，让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的潜移默化、春风化雨般的润物无声中，受到价值认同、思想感化、情操陶冶、行为养成等方面的教育影响。大学文化之所以具有“行不言之教”或“不教之教”的教育作用，受到被人们誉其为“费力最小且成效极大的育人要素”之青睐，就在于大学文化能以隐性课程方式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其三，大学文化是大学善治得以实现的柔性治理要素。大学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属性及以知识资源积累和开发为目的的智力劳动特点，决定了大学是组织要素繁多、关系极为复杂的组织系统。基于此，大学是最不能依靠简单管控模式得以有效运行的组织。大学文化之所以能进入大学办学治校者的视野并受到高度重视，其原因就在于大学文化虽非刚性的管理工具，但却能通过价值引领等无形之手的作用，决定大学改革发展方向及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通过价值认同等凝聚大学组织及其成员共同努力于大学组织目标的达成，并成为大学组织至关重要的治理要素，使大学的善治成为可能。

二、大学文化的演进及其建设

在对我国大学文化如何通过自身演进和建设来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系列研究中，笔者获得了我国大学文化经历了“校园文化之兴起”、“人文素质教育之高潮”、“大学文化之成熟”三大发展阶段的结论。为便于讨论，我们把上述三个阶段分别冠之以“关注大学校园文化的初型期”、“注重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转型期”和“强化大学文化整体建设的成熟期”。

（一）关注校园文化：大学文化发展初型期的缘起与实践

大学文化的初型期即校园文化的始生阶段虽然短暂，但随着校园文化活动热度和影响的增强，大学的办学治校者逐渐注意并认识到校园文化之于大学育人的意义和作用，从而把校园文化纳入大学育人体系，加快了积极建设校园文化的进程。

我国大学文化初型期的时间跨度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以校园文化的兴起至成熟为时间节点。就概念而言，所谓校园文化是以丰富并充实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满足和发展大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大学生的能力专长为目的，以多样化学生社团组织为载体，以大学生群体为活动主体自发开展的丰富多彩活动。校园文化虽然具有“树立学生健康的文化意识”、“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促成学生的社会化”的育人作用，但至今仍然有人把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不在同一层面的校园文化与大学文化混为一谈，忽视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当“大学文化”概念出现后，校园文化的概念即成为大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亦即其成为大学文化的下位概念。

校园文化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历史背景紧密相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为育人导向之校园文化的萌发和生长营造了“生逢其时”的社会环境。同时，为国家发展加快培养人才的强烈愿望鼓舞了大学解放思想，而大学生高涨的渴望成才的求知热情和理想抱负，亦为校园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必要土壤。需要强调的是，大学有关部门对校园文化的高度认同及组织管理的强化，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强调的“增加实践环节，减少必修课”、“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动”不谋而合，从而在政策层面上起到了促进大学自觉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不少大学开始重视对校园文化的理论总结，把大学生社团活动文化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发挥校园文化育人的作用，成为大学的理论共识及实践自觉。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都进一步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自此，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进入了以素质教育为主题、以多样化、专业性的大学生课外活动等为特色的新阶段。

（二）注重人文素质教育：大学文化发展转型期的缘起与实践

我国大学文化发展的转型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起至21世纪初。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大学大力倡导并加强人文素质教育。1992年，国家教委召开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就大学必须牢固树立育人理念及其实践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此后，全国掀起了影响广泛且意义深远、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的思想大讨论。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及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等为代表的高教界领导者以该讨论为契机，结合当时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的理念及经验，倡导发起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

1995年，国家教委公布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明确提出“在我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的教学改革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并进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课题。”同年，《关于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此后，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活动全面启动，推动并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从思想讨论进入实践操作，且很快发展为大学的整体自觉行动。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倡导和引领下，尤其是国家教委关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之育人理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大学把提高人文素质确定为人才培养的目标，人文素质教育从思想发动阶段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98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再次阐明，“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尤其是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出台，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成为全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普遍举措，而且把基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目的的大学文化建设推向了高潮。

倡导和推行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关于人才培养观念的一场变革，更是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本土化创新的一次实践。人文素质教育的启动与推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意义和价值不仅表现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突破，更是我国大学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领下之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实践。作为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一个过程，人文素质教育对我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及大学文化建设不仅成效突出，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重视大学文化：大学文化全面建设期的缘起与实践

我国于21世纪初进入了大学文化的全面建设阶段。大学文化与校园文化及人文素质教育就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而言，呈上、下位的包容关系，即大学文化是校园文化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属。

相较于初型期的关注校园文化以及转型期的注重人文素质教育，进入大学文化全面建设期以来，大学文化建设无疑具有了更高的自觉性。一方面，校园文化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为大学文化全面建设期的开创奠定了稳固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大学文化研究的逐渐成熟和日益丰富，为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大学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夯实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在该阶段，不论是探索大学文化建设实践及其创新发展的专题研讨会之举办，抑或是专门旨在开展大学文化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的学术机构之成立等，均有效助力并大力推动了大学文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大学文化理论研究渐成气候。

大学文化全面建设期具有如下特点。其一，为避免大学文化研究的碎片化，大学及其文化研究学者把大学文化视为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要素的整体加以研究，并认识到其之于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重要性。其二，大学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直接被运用于办学治校育人的实践指导，大学文化的全面建设已成大学办学治校者的理性自觉。毋庸置疑，大学文化作为整体概念的出现并受到全国大学的普遍重视，主要缘于大学文化及其要素在大学无处不有、无刻不在，并对大学的运行、改革和发展或直接或间接发生着不可替代的深刻影响和作用。

三、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文化思想演进及实践

思想之于人类社会文明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学文化思想对于大学文化建设和发展而言，亦具有决定意义。所谓大学文化思想，即大学组织在一系列跨时空文化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关于大学文化的成熟的观念体系，是在大量大学文化实践活动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对大学文化的属性、特征、规律及价值作用的系统认识，是引导大学文化发展及大学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体系。基于笔者关于我国的大学文化实践经历了“文化育人”、“文化治校”、“文化强国”之价值演进的前期研究结论，从上述三个层面建立分析大学文化思想的基本框架有其合理性。

（一）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及其实践的引领价值

育人乃大学存在与发展之道、立身强体之本，大学唯有守持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其育人的核心使命方能有效践行。人才培养之于大学的首要性促使大学在文化营造中，必须深刻认识到文化育人的思想价值并加以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及人文素质教育之文化育人运动的缘起和发展，均为文化育人思想及其实践的体现。人文素质教育更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领下有关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及改革。人文素质教育之所以能被大学及其师生所广泛接纳并成效突出，原因就在于人文素质教育是在文化育人思想引领下贯穿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过程的大学文化实践。“育人不仅是大学文化的基本作用，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发挥，取决于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如何实践。依据人才培养目的及规律，大学文化育人思想的实践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强调。

一是培养大学生的理性精神。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培养什么人是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必须首先明确的价值选项。培养大学生的理性精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理性精神决定了具有改造社会之专业知识及能力的大学生能否具有社会担当及如何践行社会担当，这亦是我国如此重视立德树人的意义所在。强调大学文化育人之首要是培养大学生的理性精神，是因为大学文化确实有培育理性精神的价值意义及现实作用，即通过蕴含于大学文化中的价值及信仰文化对大学生的熏陶浸染，帮助他们树立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的理想主义，从而使他们无论置身何时何处都能守持“知其伪而守其真、知其恶而守其善、知其丑而守其美”的理智与良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期间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特别强调“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专业知识的传授及职业能力的培训并非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之全部，养成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及形成有为于国家、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亦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持守理性精神决定着他们能否为国家的强盛和社会进步担当负责。

二是营造大学之学习化生态环境。大学之学习化生态环境营造的根本目的是让大学生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大学得以生存发展的理由主要体现在，大学是以知识积累、知识传承、知识创新为其社会职能的学术组织，其能否通过自身组织文化的营造培育有利于知识积累、知识传承、知识创新的学术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大学及其成员能否在诸多社会诱惑中独善其身，宁静于求知向学、致远于知识创造。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积极营造有利于大学生群体自觉而非被迫刻苦向学的学术生态，培养大学生形成“宁静于书卷、沉思于真理、沉潜于学问、热衷于创新”之知识分子应有的生活方式，树立并致力于实现有为于社会的求学理想，此亦是大学文化育人思想实践的价值所在。

三是培育大学之理想主义氛围。大学理想主义即“大学理想的集合，是大学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大学自身寄予的美好期望所持有的观念体系，亦是大学对自己的使命、责任、目标和操守所持有的一种既符合大学规律又有崇高要求的价值认定和信念追求”。大学理想主义作为最具理性价值的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有别于社会其他组织的特征不变量，失去了理想主义文化的支撑，大学或许就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具有人类文明旗帜、社会道德楷模高度的本真意义的大学。大学理想主义的存在使大学及其文化既可居人类社会的“庙堂之高”，又能处人类社会的“江湖之远”。尤其是大学理想主义之崇真、向善、求美、社会担当的要素及其本质，决定了理想主义文化氛围对大学及其成员之价值引领的不可替代性。培育大学之理想主义文化氛围，使大学及其成员形成并守持“崇真的科学信仰”、“向善的文化涵养”、“求美的道德修养”、“务实的社会责任担当”，这既是大学理想主义的本质所在，亦是引领大学办学治校育人实践的文化理性。

（二）大学文化治校思想及其实践的引领价值

大学文化治校思想即人们关于大学文化治校的系统认识，包括大学文化之治校作用的属性、特征、机理、规律及如何发挥大学治校作用等一系列的认识。我国大学文化治校思想的形成和趋于成熟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学文化研究的持续深入和文化育人不断取得显著成效，大学文化的实践价值亦得到深入发掘，由此为大学认识并把握文化治校提供了思想基石。二是自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以质量提升取代规模增长的理性发展阶段，为大学创造了必须重视文化治校的观念环境及实践条件。尤其是近些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特征为目的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大学办学治校者对文化治校的价值认识，而且积极落实在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

在早前研究中，我们获得过有关大学文化是“大学治校结构中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先于大学治校行动且指导行动的价值准则”、“驾驭大学权力行使的无形之手”的研究结论。由此证明，大学文化虽非刚性的“管理工具”，但却能以文化软实力的形态发挥其引领办学治校的积极作用。由于大学文化主要通过“价值确定”、“制度完善”和“环境营造”的实践路径发挥其治校作用具有不变性，故本文以此为框架切入，梳理并讨论我国大学文化治校思想的实践。

一是大学之价值确定。由于价值观念对大学及其成员的影响及对大学改革发展的指导具有方向性作用，故大学的价值选择和确立即成为文化治校思想实践的首要前提。维持大学组织有序运行的治理要素包括权责清晰的制度规范和凝聚组织成员的价值认同。关于大学组织之本质属性及规律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大学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确定，对于引领大学从过去简单依靠管控机制，逐步转变为强调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认同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完善及治理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价值确定之于大学治校具有两大作用。其一，在大学决策者认识到大学“为什么要做”和“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前提下，确保大学决策的理性自觉性和目标引领性。其二，在大学各部门及成员了解和理解“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么做”的前提下，保证大学在决策执行过程中整体行为的自觉性和目的性。

二是大学之制度完善。大学制度对大学组织及其权力构架及其运行机制具有决定性，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治理模式及由此导致的治理效率。大学制度安排的目的绝非在于限制大学组织内部及其成员的学术积极性，更非扼制学术创新，而是旨在通过制度完善，引导和调动大学组织内部及其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及促进人才辈出。大学文化对于大学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大学制度既受大学制度设计的文化语境影响，也是大学文化的具象反映。从文化选择的视角，大学制度无疑是受制于大学决策者意志影响而被选择的一种大学文化，即大学的制度安排等无不被打下了办学治校者的文化意志烙印。就组织治理的视角而言，大学本质上是文化和制度相互交织的复合体，然而制度本身归根结底又是受制度设计者所持文化观念影响的产物。

三是大学之环境营造。社会环境是文化的呈现，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促使文化形态有可能从抽象转换至具象，由此增强了文化的可视性并强化了其影响力。我们可通过文化营造赋予社会环境以价值和意义，并对生活于此的人们产生影响。只有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从中感悟并适应其文化影响。因此，价值观念的形成必须以所处社会环境内涵的文化为基本条件。由此，社会环境何以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就可以获得解释。就大学而论，由于大学环境不仅包括天然和人工条件营造的物理环境，亦包括渗透大学文化诸要素影响下开展的各种组织生活，它们相互交织、浑然一体为内涵丰富的“大环境”概念。这决定了大学环境之于大学文化治校的意义及作用亦不可忽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好的校风和学风，能够为学生学习成长营造好气候，创造好生态”。大学环境必须针对大学组织的属性及其目的加以专门营造，其意义在于，大学环境既是大学育人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和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可视化成果，亦是对大学治校极具鼓励、促进和支撑作用的办学条件。改善和营造良好的大学环境，其文化治校思想实践的意义如老子一语中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三）大学文化强国思想及其实践的引领价值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由于文化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软实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大学是国家先进文化的集大成者及推进者，尤其是自20世纪中叶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文化时代，大学作为洋溢着理想主义和文化理性且高层次人才集中和高新知识集成的教育和学术组织，不仅是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构成，更是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实力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因此，大学在国家文化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绝非旁观者，必须在国家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文化强国思想不仅是大学文化主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的具有战略高度的体现，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及战略选项，更是大学组织特有的文化属性与国家文化强国的战略发展需求高度耦合的必然结果。所谓大学文化强国思想，即人们关于大学文化强国的系统认识，包括大学文化具有强国作用的属性、特征、机理、规律及如何发挥大学强国作用等一系列认识。

由于大学拥有诸多有利于文化强国的得天独厚条件，从而能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诸如观念引领、人才支撑、知识供给、理论创新、国际交流等提升国家文化实力的积极贡献。

一是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高等教育事关国家的兴衰成败。高等教育强国无疑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换言之，文化强国必须以高等教育强国为条件。大学文化强国思想实践首先必须担负起的责任是：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文化强国建设夯实人才资源和高新知识竞争的基础，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其国际话语权。在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当务之急在于加速建成可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比肩的极具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在以智能化水平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实力的基础有赖于高等教育体系强盛，尤其有赖于由一流大学支撑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时所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没有大学尤其一流大学的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将失去高层次人才和高新知识的依托而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口号。由于文化强国必须以高等教育强国为依托，而高等教育强国又必须以高水平大学尤其一流大学群体为基础，这一逻辑关联把大学的高质量发展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及文化强国建设紧密相系。由此可以推断：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此即大学文化强国思想实践首要的价值目标。

二是致力于先进文化使命践行的成效。作为民族文明的缩影，大学文化及其思想实践的价值不仅是民族文明的反映，更代表了国家最先进文化的水平。“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且有赖于“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就享有国家精英文化地位与声誉的大学文化而言，引领国家文化发展及提升国家文化品位是大学文化先进性赋予大学的使命责任。大学文化的先进性，一方面源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必须守持崇真、向善、求美及社会担当的大学本质属性，并以此担当起引领国家文明进步、文化强盛的责任。另一方面源于大学的文化理性。大学的文化理性不仅关乎大学自身文化的除弱留强、去伪存真、弃劣扬优，而且关乎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的评价。由于理想主义和文化理性，大学在引领民族文化发展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由于大学文化的先进性要求，大学在办学治校育人的实践中，不仅要自觉于人文精神和道德榜样的角色，更要充分发挥好对全社会具有导向意义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榜样的作用。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全过程。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大学能否致力于先进文化使命的坚守及担负好引领和推进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重任，是检验大学文化强国思想实践成效的基本尺度。

三是致力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成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动权，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提升国际话语权既是提升文化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也是提升文化国际竞争力的手段。作为文化历史悠久的大国，为了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经验、发挥中国作用，中国就必须通过提升国际话语权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学具有雄厚的人才和学术资源优势，又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提升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大学之使命责任所在，也是其实力和优势所在。在国际交流及合作的舞台上自觉宣传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认同度，这是大学文化国际交流的目的与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在积极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促成国际教育合作机会的同时，大学还应以自信、开放、包容及理性的态度来筛选、选择性地学习和吸收国外较具优势的文化成果。由此，我们才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进程中融入国际文化环境并被国际社会所认同。致力于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大学文化强国思想实践必须达成的目的，又是达成目的的必由之路。

大学的组织属性是由文化决定的，缺失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之支撑，大学也就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由于大学文化及其思想是大学理性的反映，而高等教育又是由大学集合构成的系统，因此，大学文化思想不仅决定大学能否为办学治校育人及文化强国的实践提供理性关照，而且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改革和发展产生引领作用。

作者：眭依凡，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俞婷婕，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教育研究》，2023,44(01),11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