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学者论坛”上的报告摘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阎凤桥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及其学术活动形态是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在清末中国学人宣称要“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但前者成分少，而后者多。与中世纪起源于欧洲的先发内生型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相比，我国的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则属于后发外生型。金耀基对于古今大学之道进行了对比，从“善”到“真”的求知取向和与之相应学术形态的转变是核心。

后发外生型学术系统具有一定的特征，比如对外依赖性和移植性强，由此带来的困境是学术原创性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一、知识和学科分类及性质

钱穆先生把知识划分为人统、事统和学统。人统是讲如何做人的知识；事统是关于做事的知识，旨在学以致用；学统是关于学理的知识，旨在为知识而知识。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继承了“两希”（希腊与希伯来）传统，宗教属于人统部分，曾经长期占主导地位；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了应用性知识的推广，所谓事统知识得到了发展；随着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诞生，将研究作为新型大学的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学统和事统为主的知识体系。

再看中国的情况，经学属于人统知识，在中国知识系统中一家独大，学而优则仕以及与之配合的科举制度围绕着经学进行。从学术制度的演进角度看，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采纳了西学知识分类体系，把经学分解后分别划归到文学、历史和哲学三大人文学科中。民国之后，出现的其他学科和专业则分属于学统和事统，因此学统和事统属于外生的知识内容。

现代学科被划分为三大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基础部分属于学统范畴，其应用部分属于事统部分，其中人文学科与人统知识有密切的关联和对应关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历了增长过程，而人文知识的地位有式微的趋势。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西方国家，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从学科的地域性角度看，自然科学的超地域性最强，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适合做横向比较；而人文学科的地域性最强，难以区分先进与落后，横向比较受到局限；社会科学介于上述两者中间，兼有地域性和超地域性。

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及其交叉学科中，有一些学科偏重于事实，中西学之间的差别是分明的，各成体系，难分高下，不可通约。另外一些学科偏重于理论，对于这一部分知识而言，以不同社会的不同方面为考察的对象，但均注重抽象出共同的发展规律，中西社会之间的差异则不是关注的重点，容易把从某一个社会（发达社会）得到的认识规律武断地应用到认识其他社会（欠发达社会）发展中。由于这种偏差，有人提出学术“本土化”的呼吁。

我们看出以下几点：首先，对于中国来说，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都是后发外生的，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来的。其次，从知识形态角度看，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人统知识发达，而事统和学统知识欠发达。第三，从学科角度看，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学科，在中国大学中，三种学科要么是直接从西方国家借鉴来的，要么是将自身的学术体系经过改造而形成的。自然科学的超地域性最强，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地域性较强，地域性限制了学术借鉴行为的有效性，从而提出了学术本土化发展的需求。

二、外生型学术系统发展面临的困境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内生型的学科发展路径遵从实践第一性、认识第二性的认识规律，实践与认识之间有较好的配合关系。相反，在外生型学科的知识系统中，学科的理论知识往往是从其他国家借鉴来的，而不是完全基于本国的实践经验研究得到的，用借鉴来的知识去分析和指导本国的实践活动，容易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一定的隔阂。这是外生型学科问题的根本所在，有如下表象：第一，缺乏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原创的理论体系。第二，学习者从自身所在的社会背景出发，将难以透彻地理解基于不同社会背景所提出理论的意涵，容易对西方理论做片面和绝对化的理解。第三，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无法用现成的西方理论予以有效解释，从而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使命要求。第四，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旨趣不应该限于技术和实用，而应该体现在解放旨趣上。中国学术界要对于人类知识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哪些影响因素促成外生型学科的形成呢？首先，学科的后发外生性是中国后发外生现代化路径的反映。其次，从学术系统内部看，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待人统、事统和学统知识方面，难以齐头并进，由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容易出现侧重事统，而忽视学统。

三、摆脱困境与学术创新

外生学术系统面临的困境在于知识的过度西化，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是去掉不必要的西化成分，或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这种努力从学科在我国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早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努力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试图创立中国学派，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就是一个代表。去西化后的学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学科体系呢，还是中西合璧，建立一个综合而统一的学科呢？本人赞同选择后者，因为中西方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知识的互融，对于知识完整性和统一性更加有利。不断地进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将是学术创新的必要之举。

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是进行学术创新的一种有效方式，不乏一些创新研究就是在比较过程中完成的。例如，19世纪中叶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社会考察基础上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作者从他者的视角出发，对于美国社会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看到了许多本国人都没有看到的东西。再举一例。华裔学者许烺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对中美青少年问题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与中国相比，美国青少年问题严重，吸毒、犯罪、性问题屡见不鲜。为什么呢？许烺光认为，主要是美国青少年一直是在自己的独立世界里长大的，到了走向社会的年龄，面对着的是一个陌生的成人世界，他们不熟悉也不愿意接受成人世界的规则，于是出现了反判社会的行为。相反，中国缺少独立的儿童世界，青少年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里，所以他们熟悉成人世界的规则，可以顺利地走向社会，没有明显的反差和冲突。

在比较过程中，也要谨防误区。余英时指出：“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而另一方面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歪曲则发生了。”
      四、结语

现代化进程包括三个层面：器物、制度和文化。三者相较，文化具有相对滞后性，滞后于器物和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证实了这个发展规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速度很快，而学术进步相对滞后，面对发展的社会实践，现有理论显得比较苍白，面临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挑战。迎接这一挑战，不是宏大叙事可以胜任的，而是需要集腋成裘，通过许许多多的经验研究构成对于中国大问题的理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