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笛梅

（《中国高等教育》原总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副秘书长）

　　《中国高教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初期，她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在推动教育科学研究、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是《中国高教研究》办刊历程的见证人、合作者、参与者。在她创刊30周年的时候，谨怀着深厚的感情，致以热烈的祝贺！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如何改革、怎样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这时，许多高校都成立了教育研究所室，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进行改革方案设计，提出改革措施建议，也开展一些教育理论研究。为适应形势发展，教育部及时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许多省市、部委（当时大多数部委管理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地方和行业的高教学会，开始成立一些专业学会，逐渐形成高等教育研究全方位体系。为了加强高教研究的交流联系，建立成果发布平台，中国高教学会于1985年创办了《高等教育学报》（季刊），即《中国高教研究》前身。这一阶段，我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参与了高等教育研究活动，见证了高教学会的成立发展和《高等教育学报》的创刊。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是中国高等教育大改革、大发展时期，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蓬勃开展的时期。体制改革经历了突破性进展，教学改革全方位展开，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这时，中国高教学会及众多分支机构的活动也大大地增加，对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形势下，《高等教育学报》已不能满足需要，学会于1992年决定改为《中国高教研究》（双月刊）。我则于1991年底调至《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工作。《中国高等教育》是一份所谓“行政性机关刊物”，与作为高教学会“学术性刊物”的《中国高教研究》是当时多份高教刊物的两名排头兵，相互配合、协同工作，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两支助推火箭。所以，在整个90年代，我是《中国高教研究》的合作者。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跨入大众化阶段、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后，迎来了向高等教育强国进军的新阶段。新形势赋予高等教育研究以更高、更重的研究任务，高教学会的活动也空前活跃、蓬勃发展。《中国高教研究》不失时机于2000年改为月刊，每期96页，大容量刊发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成果，成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刊物，先后获得“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称号。我由于在1999年退休，于2000年开始，到《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打工”，后来还担任编委会副主任，一干就是10多年。

　　回顾《中国高教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的经历，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工作有这样5点感想：

　　一是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必须十分重视，长期坚持。这一观点我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见《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7期）中做过阐述和讨论。在这里，我觉得仍然要强调：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要想掌握正确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研究。实践和研究是人们达到认识客观真理的唯一途径。当然，学习前人的理论成果也是掌握正确理论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特别是面对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发展、创新的时候，就不能不依靠认真的研究。我从高校到教育部、再到教育报刊社、最后到高教学会，50多年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看到凡是取得事业发展成果、特别是取得开创性成果的领导者、决策者、管理者，都是善于学习、重视研究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说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必由之路和必要前提。这和科学研究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道理是一样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永恒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必须长期坚持。

　　二是要搞好高等教育研究，必须有激励研究的政策，创造推进研究活动的条件。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包括“文革”时期，虽然不乏教育改革甚至“教育革命”，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很少，所以“文革”以前的教育研究论文也十分稀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工作的进行，几乎完全听命行政领导的指示，或是照搬苏联经验。虽然高校体制中，院校下设系、系下设“教研室”，但都不做教育研究。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研究会迅速发展起来？我认为，这和当时的形势和政策有关。从形势来说，当时打开国门，看到我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个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回顾历史上种种经验教训，改革又是“摸着石头过河”，迫使我们不得不好好研究。从政策来说，当时高教的主要政策方针是打破“统得过多，管得过细、过死”的弊病，“放开搞活”“下放自主权”。这就促使高校不得不自己好好研究。后来，规定提升副教授、教授必须在一级刊物上发表教育研究论文，于是，就促使高校教师也不得不投入教育教学研究。3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提高，不能不说也是得益于教育研究的开展。当前，我国高教事业发展总的来说是朝着高等教育强国的方向迈进，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种种差距，以及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困难，依然使我们不能不继续认真研究。党的十八大以后，从中央到教育部，总的政策精神是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从而要求并激励高等教育界继续加强研究。高教学会和《中国高教研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研究和服务上承担起重任，发挥她应有的作用。

　　三是开展高教研究，必须走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点我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中也曾着重讨论过。在这里，我觉得仍然要强调：领导者、管理者如果不重视并亲身参与研究，就很可能是一个平庸的、糊涂的、缺乏远见的领导者，甚至可能瞎指挥、犯错误；教育研究的专家，如果不了解管理、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关起门来光凭书本和文件资料搞研究，也绝不可能取得好成果；而在教育工作第一线的广大教师和干部，如果不结合本职工作开展研究，教师就可能沦为“教书匠”，干部、职工也只能是“撞钟的和尚”，不可能创造性地、出色地做好工作。

　　四是研究工作必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基本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注重开拓创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耳熟能详的基本原则，但要真正做到、做好却不容易。我们过去有些高教研究工作不被重视、成效不显著，常常是因为理论脱离了实际，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没有发挥理论指导实际的作用。因此，对不同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应有恰当的定位和恰当的要求。这就涉及基本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等实际问题研究的关系。政策研究等实际问题研究，是经常摆在高校和管理部门的任务，也是高教研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不从大量的实际问题和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带普遍性的基本理论问题加以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走不远、站不高，就会陷入问题堆里而不能自拔，也无法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样，要求所有教育研究机构特别是基层的高校教育研究室、所都开展基本理论研究，也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我们只能要求不同的研究机构各有分工侧重，同时善于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最后，所有的研究，都蕴含着创新的要求。我们过去的高教研究，常常被贬为“政策解释”，研究论文被说成“政策文件的重复”。其原因在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未能在政策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样的研究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为贯彻正确的政策而做研究、写论文，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我们不反对；但我们更看重在贯彻政策的同时，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五是办好《中国高教研究》是推进高教学会工作、推进高等教育研究以至推进我国高教事业改革发展的必需。对高教界以外的人来说，有无像《中国高教研究》这样的学术性刊物无关紧要，但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高等学校是绝对需要的。不仅成千上万的专职高教研究人员需要，成千上万的高教管理人员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广大的师生员工也不同程度地需要。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提高的新形势，《中国高教研究》的任务比以往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因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将赋予高等教育学会以更多的专业服务任务，诸如科学评价、规范制订、行业准入、资格认证、监测评价、师资培训等等，都可能成为学会的业务范围。作为学会的“学术性刊物”，也可能要大大拓展它的学术领域。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由此，也应当为《中国高教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