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本刊物办了30年，总有值得回顾与展望的纪念意义。欣逢《中国高教研究》创刊30周年，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员，确实觉得可喜可贺。

　　在各方面都发展迅速、变动频繁的当代中国，大多数办刊历史在30年以上的学术刊物，如今的模样跟其创刊号的初始形态都相当不同。《中国高教研究》始于1985年创刊的《高等教育学报》，两者无论从刊名、刊号，还是板式设计，都有很大差异。但一以贯之的是其主办方，这是一本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也就是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级学会主办的会刊。

　　我手头有一本《高等教育学报》1985年第1期，湖蓝色的封面，简洁、素雅、大方，这是后来改名为《中国高教研究》的创刊号。当时的编辑部设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室，而且还只是内部刊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高教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公开刊物很少，但许多单位办了内部刊物，当时全国高教研究方面的内部刊物有好几百种，一般都是由高校或二级学会主办，而《高等教育学报》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这一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主办，起点较高，因此受到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关注与重视。随着学术界强调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以及对内部期刊的整顿和限制，内部刊物生存环境已经大不如前，至今能够坚持办下来的内部刊物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高教研究领域的公开刊物已经有30余种，是教育学二级学科中公开刊物最多的，《中国高教研究》也成为其中的一种。今天不要说内部刊物，就是没有进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CSSCI）的学术刊物，优质稿源都很成问题，来稿最多的是硕士生的论文。

　　虽然我在《中国高教研究》上发表论文并不多，但也算是一位老作者了。1984年我从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到厦大高教所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1985年在《高等教育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及其借鉴意义》的论文。在提倡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讨论开放的问题是热点。拙文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政策，论述这一政策与形成一代文化高峰的内在关系，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与影响，结合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形势，鉴古论今，阐述了其借鉴意义。当年我才26岁，大概是创刊号中最年轻的作者了。该刊卷首为“编者的话”，即发刊词，其中说道：“《高等教育学报》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论名家论著，还是新秀佳作，抑或‘新兵’习文，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予发表。”拙文应属于“新兵习文”吧。

　　当年我是典型的“新兵”，但一转眼30年已过，现在早已算是高教研究界的“老兵”了，而且是持续不断研究高等教育的老兵。回顾30年来《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历程，颇有感触。创刊号刊载论文的多位前辈学者如千家驹、余立、吴大任等名家已经作古，健在的学者如刘道玉、顾明远、郝克明、吴丽卿等学者多数也在80岁以上了。如今刊物仍在，但已物是人非，令人有“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之感。

        30年前，《高等教育学报》在“编者的话”中就曾预见：“前进的历程必然会有重重困难和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坚信，有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和读者、作者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开拓前进！”如今，走过30年历程的《中国高教研究》克服过各种困难，朝着高水平、高品位的境界在发展。愿《中国高教研究》生命之树长青，永远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业人员发表高质量论文的重要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