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副部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第五届理事会会长
周远清

　　一、强化“三个意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新世纪前夕，我们提出了“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到21世纪”的课题，引起了高等教育战线，特别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界的热烈讨论和广泛研究。我们的回答是，把一个规模效益、办学效益比较高，结构、布局、体制更加合理，教育教学质量更高、办学水平更高的高等教育带到21世纪。
　　在1999年这个跨世纪的前夕，许多国家的教育专家、学者、甚至一些国家的政要和领导人都纷纷发声，提出本国教育发展的目标、方向和思路，思想甚为活跃。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教育战线上掀起了改革的高潮，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家也都在议论和研究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会是个什么样？记得在1999年的一次教育国际论坛上，我曾提出“强化‘三个意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即强化国际意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强化素质意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强化改革意识走出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同年8月，我在《教学与教材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强化“三个意识”，建设高教强国》的文章。有学者认为自此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研究的历程。文章吸引了很多高教战线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也引起了诸多实践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赵婷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高教强国在中国有其特定的产生和发展背景。最开始是学术界提出的，后来变成政策、目标。与学术界很多‘拿来’的概念不同，高等教育强国是完全从中国本土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概念。”另外又指出，“对中国人来说，‘强国’这个词与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紧密相连，因此高等教育强国也蕴含着很强的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特征。”这段分析非常深刻，说明为什么高教强国一经提出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唤起了民心。
　　余小波、范玉鹏在他们发表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思想的演进》一文中指出，“高等教育强国既是发展目标，也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思想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引导我们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和国际视野来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把高等教育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发展理念由局部到整体，由求大到图强，由民间探讨到国家意志的全面跃升，视野更加开阔，认识更加全面，目标更加凝练。……高等教育强国理念具有广泛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从强化“三个意识”到把高等教育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再到蕴含着很强的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对高等教育强国的认识、研究在不断深入。
　　二、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必然——建强国
　　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特别是跨世纪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踏上了大提高的进程。我们实施了“211工程”，后来又实施了“985工程”，这两个工程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强化了我国高校的“提高意识”，争取了一大笔经费，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我国的高等学校整体水平有了一个大提高，在国际高等教育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有一部分大学在国际高等教育中排名明显居于前列，有了自己的地位。我们针对大学的结构、布局，特别是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进行大合并的调整，建立了一部分学科更加综合的大学。这些大学现在已明显显示出它的优势，世界排位的提升也非常明显，这些都是在大提高进程中取得的巨大进步。
　　大提高的进程和效果使我们有可能去设想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对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起了重要作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流行，我国的防控治疗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专家认为，“当年大学合并，特别是医学院合并到多科性大学中去，使得我们现在的抗疫药物、技术的研究能够在更加综合的条件下进行，说明当年的合并调整是正确的”。现在回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提出和研究，深感这一目标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是改革开放后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延续和发展的必然。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升温、再升温、不断升温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在民间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筹集巨资发动上千人启动了“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教强国”重大研究课题，其成果获得教育部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陈至立同志专门召开会议，推进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党中央正式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从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策。高教战线得到巨大鼓舞，特别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人员兴奋不已，不断地研究和讨论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强国的目标。
　　最近几年，我个人感觉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声音小了，研究的势头似乎也弱了。但是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个伟大的目标、伟大的工程仍然需要升温，再升温，不断升温。我国高等教育基础比较薄弱，要做强站到世界前列是有很多问题要研究的。特别是中央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以后，如何理解中央的决策，这项目标提出的背景是什么？能否达到？有利条件是什么？困难在哪里？从哪些方面努力？如何有步骤、分阶段地来达到、来完成这个目标？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建设的是否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特色在哪里？我们沿着什么道路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些问题还需要动员战线好好研究。
　　另外，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似乎应该有个规划和设想。走一步算一步可能不够，关键是如何做强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做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省级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如何做强，都需要我们提出规划、制定政策、组织队伍、加强投资。应该有试点，工作上有探索。
　　四、我的教育人生——“四情”
　　有些同事建议我写个“教育人生”，我虽反复考虑但一直下不了决心。一个是好像没有什么可写，另外是写了以后也没什么作用，所以一直没有写。其实我这一辈子都在高教战线工作，我有两句话经常说：一是我在高教战线“混”了一辈子，另一句话是误入歧途（指山沟里出来的人不想当官，却当了几乎一辈子官）。我出生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寨前乡水湾村。这个县只有十几万人口，是个革命老区，就在井冈山旁边，当年毛泽东迎回二十八团的地方，海拔近一千公尺，号称南方“西藏高原”。解放前这个县只有一个初中学校。据说此县周姓家族最高学历就是高级小学毕业。所以我小时候，祖父、父亲都说，要饭也得送我上学。我们乡只有初级小学校，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都要到县城去上学。天气不好，父亲、祖母背着我去上学。学校只供应主食米饭，菜由自己从家里带来，吃的是梅干菜。我上高级小学和初中吃了几百斤梅干菜。当时在我的家乡，是用吃干菜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念的书有多少。初中毕业以后，我们两个毕业班集体走了4天的路到郴州市去参加统一考试。走路一天一百里路，都是爬山。就在那一年赶考的路上，我才第一次看到了自行车、汽车（货车）、电灯、水果糖。我被分配到衡阳市一中念高中，每年回家一次，都要走3天以上的路才能到家。毕业时考上清华大学。那几年衡阳市一中每年考到清华大学的只有一人。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由于没有钱买不起公共汽车票，4个考上不同学校的同学一起步行到郴州换车。由于到清华的路费也筹措不起，就到高中母校衡阳市一中申请了去北京的路费。到北京以后身上只剩一元钱，买了一床席子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到学校报到，学校发了饭票、衣物、被子，就这样我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几年之后让我去当教务处处长。当时的教务长跟我谈话，动员我做教务处处长，他说了一句话：“教学管理工作时间长了会很有味道。”至今我记忆犹新，并且慢慢体会到“有点味道”了。后来调我到教育部工作，更踏上了我的教育人生。
　　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大改革、大发展，应该收获多多，体会多多，可以总结的东西也很多。那么什么是我的教育人生呢？我想用“四情”来概括：素质教育情怀，教学改革情结，教育研究情愫，高教强国情缘。情怀、情结、情愫、情缘，便是我的教育人生“四情”。
　　（周远清，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北京　10019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