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科技成果的重要源泉，国家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高校有着学科齐全、人才聚集等优势，攀登创新高峰责无旁贷。只有通过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涵养潜心攻关的定力，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合力，方能实现更多的“从0到1”的突破。
在此背景下，云上高博会联合高校科技团队共同采访了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各方专家力量，力求真实记录各级政府、各高校、各科技服务机构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和努力，同时宣传高校科技工作者为国为民、勇攀高峰的科学家精神。
嘉宾介绍：
罗林波
罗林波，湖北省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部知光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高校运营（武汉）试点平台、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技术转移综合服务市场和中国科协（武汉）海外科技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3个国家级平台的建设和运营管理。从事高校科技管理、高校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运营、产业孵化相关工作二十年。
主持人：“落地难”、转化率低是我国现如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大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难题。在您看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转化率低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罗林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第一、从供应端来说，高校很多研究都是基础研究，离转化还有一定距离；而且现在的评价导向，如学科评估、教授评聘与考核偏重论文导向，对专利转化考核的指标权重不太高，这也导致科技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转化动力不太足；此外，部分拟转化的成果本身质量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二、从需求端来说，国内目前只有少部分企业重视创新，很多地方制造业企业和工业企业还不太重视创新，让它们真金白银地掏钱参与成果转化比较困难，企业整体投入成果转化的经费还不是很多，总的来说企业的动力和投入还不够，需求牵引力不强。
第三、从中间成果转化服务来说，目前还比较缺少专业的服务平台和队伍，体制内或者事业单位的成果转化平台相对较多，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转化这项工作不是搞几场签约活动就能解决。体制外的市场服务机构也很多，但大多数停留在较低的知识产权代理、中介、高企申报等工作。
另外，最近几年出现了很多成果转化对接信息平台，但科技成果转化不像买衣服、卖鞋子，建个线上平台就能解决问题。高校成果转化工作，还是需要细分领域复合型专业队伍长期地、扎实地工作，线上线下结合，体制内体制外结合，大家一起努力，久久为功，才能取得成效。
其实，国内已经有不少技术经理人才储备，高校院所科研成果转化部门、校办企业、科技园、工研院、产研院等内部有大批量的人才做成果转化工作；企业也有人从事技术转移对接工作，如研发部门、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山东的京博石化就有20个专职的技术经理人在全国各地找技术，一年还拿出10到20亿立项，专门用来解决成果转化对接问题。
总之，目前国际竞争和国内创新驱动发展的形势都非常需要高校加强加快成果转化工作，但只有供给、需求和服务三方面的力量同时提升，成果转化工作才可能做好。
主持人：高校成果转化的难点或者说关键点在哪里？
罗林波：高校成果转化的政策难落实，阻力主要来自“五不为”，概括起来就是不愿为、不敢为、不好为、不会为、不作为。“不愿为”主要是指高校院所领导、管理部门对成果转化不重视。“不敢为”是指高校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不敢从事成果转化，特别是领导干部，巡视、审计工作等让人有后顾之忧。
“不好为”是指成果转化人财物投入不够，高校成果与企业需求失配，成果供需对接不顺畅等。“不会为”是指没有专业平台和团队，或者能力不够；吃不透国家、教育部改革精神；具体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模式与流程不会，要点把握不准等。“不作为”是指落实教育部文件不到位，或者工作浮夸，搞形式主义。
但整体来看，最关键或者说最难的点是“不会为”。做任何事情都是存在困难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或多或少存在政策与环境支撑不够，人手不足、经费不足等问题，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做事的人从来不抱怨环境，不只找客观原因。我认为，当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突破口还是从我们自身出发，关键还是需要一套好的转化模式、路径和具体办法。
同时，一定要有一批熟悉政策与实操的人才队伍，应该加大对职业技术经理人培养力度，大力发展成果转化服务业，要有一批人精通成果转化政策、模式与实操。同时也加大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企业工程师的培训，让他们了解国家政策，了解成果转化的典型模式，配合成果转化的专业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做好这项工作。
活是人干出来的，光靠少数分管领导干部重视和喊口号是没用的，宣传、动员、培训非常非常重要。我建议：各地的党校、行政学院把成果转化的形势、政策、模式列入课程体系；各高校加强成果转化相关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如知识产权管理运营、技术转移、科技评价、技术创新管理、科技金融等；社会各界加强非学历教育培训，加强技术经纪人、技术经理人培养。
主持人：您认为高校科技成果采用哪种方式转化最为合适？
罗林波：教授创业、技术入股、工研院、产研院等方式都很好，但我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还是产学研融合。
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教书育人，不是办产业，最适合高校成果转化的模式应该是产学研融合。不是所有的教授都适合办企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教授都不适合办企业，毕竟一个企业并不只需要一个产品，而是需要一系列产品，但一个科技成果只是产品的一个部分。教授还是干教授的事情，科研攻关、教书育人，企业干企业的事情，抓生产、促经营，但是大家要密切配合。
横向项目合作、校企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研院、工研院等等，都是产学研融合的模式之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选择合适的就行，形式可以不一样，目标一样就行。关键是人要在一起合作，心往一处使，无论是教授进企业，还是企业找高校，都可以；各干各的，就脱节了，成果转化很难完成。
如果教授和企业工程师们天天泡在一起，联合攻关，产学研深度融合，那成果转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社会整体还是不太了解和重视成果转化，配合不够，企业忙于生存，高校忙于发论文，政府、事业单位忙于搞成果转化活动，缺乏整体策划与联合行动。我国需要高校和企业各往前走一步，建立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主持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有很高的需求。那在您看来，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该如何做？
罗林波：现在做信息服务有三股力量。一是高校图书馆和科技情报工作人员。2017年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联合发布《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办法》，依托各个高校的图书馆建设一批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等工作。
高校图书馆做信息服务，优势是比较擅长数据检索分析，且与高校教师打交道比较多，其劣势在于其对产业、对成果转化了解不够。第二股力量是市场化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有做得不错的，部分机构熟悉高校科技创新需求，部分机构善长企业服务，但全国来看整体力量有待加强。
第三股力量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各地的审协中心，或者知识产权出版社、专利开发公司孵化的企业，他们做的报告整体而言质量比较高，但有时存在为了写报告而写报告，没有起到真正的产业技术导航与预警作用。
专利信息服务如同行军打仗的侦查、情报工作，科技创新与企业经营的决策者需要信息情报支持，来判断整个战场形势与走向，从而政策决策如何布局、防御与进攻。因此，对高校成果转化而言，专利信息服务一定要为投资孵化、技术路线选择、专利布局卡位来服务，要与产业方、高校方配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不能自娱自乐。
主持人：高校专利转化率低的原因之一是部分高校科研工作者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申请专利，有的地方称之为“指标专利”甚至“垃圾专利”，这些专利增大了分母，严重降低了专利转化率。在您看来，高校应该如何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体系？
罗林波：国知局和教育部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并且也有明确的指导意见。结合我们从业人员的体会，我认为：
首先，职务科技成果要披露。项目结题后要报告学校，横向项目、纵向项目产生了什么成果，哪些申请专利，都需要向学校报告，不能自行决定是否申请专利，更不能偷偷摸摸自行转化。
其次，学校拿到成果披露情况后，要评估成果的产业化前景和专利批准可能性。如果项目成果具备产业化前景，那么就需要考虑成果专利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说竞争对手已有相关专利卡位，那就没有必要再去申请。当然，如果专利本身不具备产业化前景，那也没必要申请专利了。
总而言之，是否具备产业化前景是专利申请前评估的重点内容。现在很多专利代理机构不考虑专利的产业化前景，只在意专利能否申请下来；另外，一些做成果评估鉴定的机构只考虑技术是否先进，是否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却不关心该成果是否能在市场上规模化应用。 对专利申请前评估而言，我认为技术先进性和市场前景是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当然也要兼顾专利批准的可能性。
专利评估本身也应该具备科学的评价指标、专业的评估队伍以及一定的经费保障。专利评审是耗时耗力的工作，不能仅靠几位老师参与决定，而应该建立一个专家库，当然，出于技术保密的考量，专家库最好不要找校外专家。此外，在保证不泄密的情况下，专利评估可采取人机结合的模式评审，由机器进行初评，初评有问题的，再由人来评选。毕竟，每天请专家老师来评审，工作量太大，假设一个学校一年申请2000件专利，每个星期都需要评估好几十件专利，那只能天天开会了。
当然，人机结合的评估模式也需要探索。机器初评要注意两种情况，一种是重大重点项目，根据成果完成人自己提供的资料评估之后打分很低，这种要预警，要人工干预，可能存在职务科技成果流失的风险；另外一种是没有任何项目支持的成果，项目持有老师自己打分很高、估值很高，这种就需要防止产生垃圾专利、灌水专利，这也需要人工干预。
2020年，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对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做了指导，但如何落地还需要探索。谁来干、怎么干、经费预算、评价指标都需要落实，这也给许多高校内部管理人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困扰，大家都在探索阶段。相信过一两年之后，经过全国各高校的探索与交流，专利申请前的评估会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评估指标与评估方法。
主持人：科技成果转化常常面临科研人员与企业对成果认知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成果持有老师与转化企业对成果的估值不同，一方根据科研投入、专利质量进行估值，一方根据市场进行估值。您怎么看待这种认知差距？
罗林波：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市场上任何东西都是卖方希望卖高价，买方希望物美价廉。但目前确实存在一些老师心态不正，觉得自己的科技成果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是自己的宝贝，所以漫天要价。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教授离市场太远，不了解市场行情。同时，也有一些企业不能慧眼识珠，觉得高校老师都很务虚，事实上很多技术都是璞玉，经过打磨之后就能变成宝玉。
我建议，如果大家确实想合作，就应该坐在一起、坦诚交流。另外合作模式也可以创新，教育部科技司雷朝滋司长鼓励开放式许可模式，倡导高校通过普通许可而不是独占许可的方式实施专利转化。我觉得这是一种可尝试的机制，国外也有通用做法。
专家教授的科技成果以前都是卖给一个企业，但运营过程中，这个企业可能自身经营不善，熄火了，还甩锅说高校的成果技术不行，这样成果转化率就会很低。其实高校可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个好的科技成果可以同时许可给多家企业，前期不收费或少收费，等赚钱之后，再根据销量提成。这样既可以消除企业因过高的许可费或风险而产生的顾虑，也可以规避某一两个企业由于自身设备、资金、管理、经营、市场营销等各方面因素导致成果转化失败，这样可能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当然，这种方式并非毫无问题。对于独立成件的产品，如杯子，卖了多少件显而易见，提成比较容易；但对于大的系统化、集成化的产品如手机，收益计算与分配就比较难。比如，假设教授只负责某个改善手机画质的软件算法研究，它对最终产品的利润率贡献有多大，专利许可最终如何提成等等，很难计算、很难确定。另外，企业如果没有契约精神，赚钱了不跟高校说，亏钱了才抱怨，高校老师也看不到财务报表，就只能闷声吃大亏，所以很多老师还是希望一锤子买卖。
不过开放式许可是一种新的模式，既降低了企业的实施成本，也减少了成果转化失败的风险，值得探索。